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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卸林教授

2022“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柳卸林

男, 1957年9月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柳卸林教授主要从事企业技术管理与创新管理的研究,其主要贡献为:

(1)提出了创新系统的功能观,强调了系统中不同活动的功能重要性,并提出了分析创新系统的通用框架。该成果对开展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揭示了不同产业背景下突破性创新的形成机制,发现了大企业的生态系统架构复杂化的演进模式,刻画了企业通过技术协作、并购等战略模式推进生态内互补技术发展,帮助互补者共同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路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的企业和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3)构建了基于创新系统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与架构,为动态分析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供了支撑平台,有效地服务了国家和地方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决策。参与了多项创新政策、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工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上升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决策框架提供了支持。

       柳卸林教授已在中英文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和报告40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科技部、地方政府项目多项。曾获得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中国科学院教学成果二等奖(2008)、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二等奖(2015)、首届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杰出贡献奖(2015),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杰出贡献奖(2018),以及成思危优秀科研成果奖(2016)。


2022“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为建构我国自主的创新管理知识体系务实开拓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园内,总会看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背着黑色双肩包,抱着双臂在前面快步走路,学生们则在后面小跑跟随.“老师走路的速度跟他思想的速度一样,就是追求快,追求前沿。”柳卸林的学生说,他始终保持着对前沿趋势的敏锐觉知。

       处时代前沿,领风气之先。作为创新管理研究领域的“超前者”,柳卸林从业三十余年来,在创新系统、企业突破性创新、创新生态系统和科技政策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以新为始,以智为学,学思砺新,知行致远。柳卸林长期致力于中国情景下创新管理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为提升中国创新管理的世界话语体系步履不停。如今,他被授予2022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从“创新系统功能观”到数字时代的“创新生态系统”:不做跟随者,做“超前者”

       最早出版技术创新经济著作、最早将创新系统引入中国、首次提出创新系统功能观、最早将知识经济引入国内的学者之一、最早提出创新生态系统观……柳卸林的诸多“第一”,源于他敏锐的学术嗅觉和开拓精神,“不做跟随者,做超前者”是他的学术信念。

       上世纪90年代,还是清华大学博士生的柳卸林,出版《技术创新经济学》一书。彼时,“创新”对于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柳卸林通过阅读国际前沿文献,察觉到创新对于国家、社会和企业有着非凡的重要性。于是,他用一年时间整理成这本被称作“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技术创新经济学的专著”,对创新管理、创新经济学在我国的展开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直到现在仍是各个高校创新相关学科的必读书目。

       博士毕业后,柳卸林留校任教。基于中国情景,他首次提出“创新系统功能观”,为我国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于我国情景的可供分析的通用型框架,也为外国学者了解中国创新如何运作提供了重要窗口。

       在清华任教十年后,柳卸林进入国家科技部工作,这使得他与科技政策前沿联系更为紧密。观大势、谋大事,在科技部工作的十年间,柳卸林主持开展“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研究,1997年至2006年,先后在《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技术创新》(Technovation)、《中国软科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三十余篇相关论文,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建言献策,一时掀起国内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热潮。

       “一个以知识作为主要要素的经济时代到来了。”随着世界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柳卸林敏锐察觉,知识已成为国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经济”,他与中国科学院的方新教授,清华大学的薛澜教授一起,率先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国家从战略层面进行结构调整,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985工程”等概念喷涌而出。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进入数字时代,柳卸林又开始倡导数字时代下的新课题。此前,他已经做了许多宏观研究工作,2016年前后,身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的他,开始转向偏微观的、面向企业的研究。

       柳卸林发现,我国过去的科技计划强调单个技术支持,很难形成一个生态,于是率先呼吁并开展数字时代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是推动创新发展的第四种力量,不断推动数字时代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的构建。“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创新系统的研究从静态的系统功能迈向了动态的整体效能演化,带领创新管理领域不断向前去探索它的前沿。”柳卸林的同事、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汤超颖说。

       然而,做“超前者”必须面临质疑声。对此,柳卸林很坦然。他回忆,20世纪初,他鲜明提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当时这个观点还非常新,很多人不赞同,觉得企业不可能承担这一工作,大学、研究所才有能力做这件事。”而如今,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早已成为共识,并被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持续助力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敏锐的学术洞察和开拓精神,成就了这个甘坐冷板凳的“超前者”。柳卸林说:“我自己是做创新的,如果我都不能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怎么能够引领年轻人呢?”

 

从《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到《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做“顶天立地”的研究

       除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理论研究,柳卸林积极开展科技政策管理相关实践,助力科技成果转化。“理论一定要和实践结合,有理论贡献,是‘顶天’;‘立地’,则是要做有实践意义的管理学研究。”柳卸林表示。

       上世纪末,柳卸林发现,我国缺少一部系统性评价科技发展成就与问题的年度报告。他便组织专家,于1999年推出《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并持续出版12年,成为许多机构了解科技政策的重要著作。从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柳卸林陆续参与撰写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主持多个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评价课题,有效填补了国内科技发展评价领域的空白。

       每天花三分之一的时间读文献、每天学习英语、每个月至少去企业现场调研一次;每月的企业调研,少则一两家,多则四五家…… “柳老师几乎跑遍了所有省份,而且他的调研从来不是走马观花。”柳卸林指导的博士生丁雪辰说。

       基于当地经济特色和前沿热点,深入一线调研是柳卸林坚持了三十余年的事情。“我喜欢跟企业家交流,听企业家讲他们如何管理,从他们身上了解现状、汲取经验;我也愿意和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这有助于我们将研究上升为政策思维,从而互相影响。”柳卸林说。

       基于对国内外企业的调研实践,柳卸林对我国产业和企业的技术转移模式和政策实践进行总结,形成《中外技术转移模式的比较》《从科技投入到产业创新》《如何构建一流的企业创新中心——跨国公司在华研究院创新管理启示》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为学术研究者和企业管理者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管理启示。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是柳卸林最有成就感的成果之一。在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后,他将概念拓展至区域层面,提出“区域创新体系”。他思考着,“中国这么大,中国区域之间的创新能力是非常有差异化的,应该有一个报告来评价不同区域之间创新能力的差异。”2001年,在国家科技部的支持下,柳卸林带头推出《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对我国各地区的创新能力进行分析和排名,助力各地根据自身发展现状制定相关政策,间接拉动了地方政府科技工作的发展。

       “从2001年到现在,柳老师连续22年出版《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已经成为很多省份和区域政府客观评价自身创新能力、优化自身创新系统的重要参考。”汤超颖说:“这些成果则得益于柳卸林老师在创新实践中长期的基于一线、深入田野的考察和案例研究。”

       谈及“顶天立地”,柳卸林表示:“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已故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傅家骥教授就很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傅老师一定让我在企业待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是傅老师乃至清华的务实传统对我的影响,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做“导游”而非“导演”:帮助学生成长,播撒创新管理研究火种

       组会开到一半,热腾腾的披萨进屋,“大家边吃边讨论,氛围特别好”。而比披萨的美味更吸引丁雪辰的是老师的“学术品味”。“老师不断在学习,看到好文章时会很快分享给我们,在组会上带着大家去解读。”

       无论多忙,柳卸林每周都会固定抽出半天时间召开组会指导学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高雨辰回忆,有一次柳老师前一天晚上刚从美国飞回来,第二天早上8点多就来开组会,“借着时差继续工作”。

       在学生培养中,柳卸林更像一位“导游”而非“导演”,大方向引导并在关键时刻提点,是他秉持的教育方法。他会引导学生逐步聚焦研究方向,鼓励学生阅读相关文献,自己提出研究问题,自主探寻未知的风景。“这种培养方式对我们未来独自设计和承担学术研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高雨辰认为,自己如今的工作离不开求学期间的这种训练。

       柳卸林指导的博士后徐晓丹说:“在跟柳老师汇报课题时,我们的一些想法可能在他看来比较幼稚,但他从不会否定,会耐心听完并提出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意见,亲切又启发性地吐出一句:‘这样才有我们的研究贡献,是不是这样啊’。”徐晓丹说,柳卸林保持思想超前、笔耕不辍的重要原因是他紧跟前沿文献、紧跟国家政策、紧跟企业实践,并在点滴教学中嘱咐学生要做“顶天立地”的研究。

       谈及和学生的关系,柳卸林称:“我们是相互支持、相互支撑”。在一次与学生的交流中,他吐诉心肠,“我总是在反思自己,我对我的学生到底好不好,有没有真正为你们去着想。”

       对于已经毕业的学生,柳卸林也保持着密切联系。让一位博士毕业生尤为感动的是,在学期间对一个课题很感兴趣,但当时缺乏相关调研机会,“老师一直记在心里,前阵子刚好有了这样的调研机会,他便打电话叫我,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即使已经毕业了,老师也想着我们”。

       “我尽量地帮助学生们成长。”对此,柳卸林“两手抓”:一方面强调关照现实,鼓励学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看看你的研究对实际的意义何在,是否有政策意义和对企业的应用意义”;另一方面,注重对外交流,支持学生出国访学,“要在国际前沿舞台上积极发声”。

       柳卸林关怀自己的学生,也为所有创新管理学习者着想。在出版专著之余,他注重新概念的推广工作,花大量时间翻译国外经典著作,其中《牛津创新手册》这一学术界颇负盛名的创新理论知识著作,就是由他主译校的。他说,“翻译这些书并不让我挣钱,但是我觉得应该为年轻一代服务,帮助他们更快地接收最新科技成果信息。”

       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柳卸林自觉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努力建构我国自主的创新管理知识体系,更推动世界认识正在创新的中国。

 

文/卢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