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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莉：跑出中国自主创新创业研究加速度

       1994年3月9日，《中国妇女报》头版刊登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邀请“巾帼建功”代表到中南海共度“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消息，34岁的蔡莉便是三位代表之一。

       作为我国最早培养的技术经济学博士，当时她参与完成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课题中的政策建议已部分被采纳。

       青年时期的学术起步，或许是时代推了她一把，而支撑她深耕中国情境下的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三十余载的，是她对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始终不渝的关切。

       从高技术扩散和渗透规律的全局视野到基于企业微观视角的机会-资源一体化创业研究，再到多元主体构成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这一路她总是走得够前，扎得够深。

       如今，作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创新创业研究院院长的蔡莉，被授予2022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点亮高技术产业化的中国“火炬”

       1987年，蔡莉在吉林工业大学（2000年并入吉林大学，下简称“吉工大”）开始攻读技术经济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技术经济学教授沈景明先生。彼时，吉工大刚获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不到一年，全国也仅有三家授权单位。

       不久，导师便让蔡莉决定研究方向，是继续传统研究，还是选择高技术。前者着重于工程建设等重大项目的经济分析，这在该学科自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萌芽起就受到关注，改革开放时期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而后者，陌生、未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蔡莉选了更少人走的路。20世纪80年代，全球新技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1986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启动实施。“我知道这（高技术研究）是国家的需要，我也想直面挑战。”蔡莉说。

       通过详细比较中西不同领域的高技术差距，她发现，除了技术本身，如何真正将高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亦是关键问题。

       同样的关切在北京中关村真实地上演着。1984年，在国家支持下，一批批中关村科研人员带着科技成果踏入商海，大批新建的民营科技企业至1987年已形成三年税后利润7800多万元的“电子一条街”。但其中的企业性质、收入报酬等尚存争议，高技术产业化下一步又该如何推进，亟待扎实的调研来回答。

       就在蔡莉计划进一步投身高技术产业化研究时，她的导师沈景明教授突然病逝的噩耗传来。作为该专业第一位博士生，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身边人为她担忧，有人甚至劝她：“博士学位没那么好拿，又没导师指导，趁机退下来吧。”

       一想到导师未竟的事业，蔡莉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她独自来到北京，在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继续她的博士论文和课题研究。因为研究方向契合，她也被中心派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牵头的中关村联合调查组。

       为了解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泡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是蔡莉那段日子的常态。没有经费买书与大批量复印，她就一点点抄在笔记上。中午带两块面包，就着点水就算解决了午饭，“实在舍不得那时间”。

       没看完的书，她会背回去继续看。一同参与调研的同门师弟、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葛宝山回忆，他们当时住在白石桥附近的招待所地下室，离国家图书馆也近。“蔡老师比较苦，总是背着一大包书，遇上地铁没有自动扶梯时要走很长时间。”假期回家，蔡莉的皮兜子装不下别的，只有满满一袋子书。在火车站下台阶时，她就一个人拽着灌铅般的皮兜子一级一级地挪。

      “勤奋，这是她一贯的作风。”葛宝山说。

       经过深入调查走访30余家中关村企业，蔡莉所在的联合调研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研报告。该报告充分肯定了“电子一条街”的成就，直接推动了全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园区的诞生。1988年，国家科委制定并出台了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商品产业化的“火炬计划”。

       在清华大学教授傅家骥等许多学者的帮助下，蔡莉最终靠着“百家饭”在1990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在中关村调研基础上，蔡莉进一步探讨高技术产业如何越过临界规模后高速发展并向传统产业渗透，构建了“扩散与渗透模型”，提出了高技术发展的和谐与突进规律，在该学科领域开辟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博士毕业后，蔡莉选择回到吉工大，接过学科的火炬。“当时吉工大是全国三家技术经济学研究重镇之一，我的导师带领着团队撑了起来。他去世后，我得让这个学科传下去、发展起来。”这一留，便是三十多年。

中国情境下的“真问题”

       中国情境，是蔡莉做研究几十余载不变的出发点。作为一门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学科，技术经济学始终聚焦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环境与现实问题，蔡莉则总能把握住这艘航行在转型浪潮中的大船的前沿动向。

       “进入新世纪，我们国家的市场和制度变革速度很快，资源高度约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蔡莉认为，国内既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看高技术产业化及其经济效应，企业作为更微观的基础则不够受重视。若拿诸如蒂蒙斯创业模型等西方现成理论来套，无法在中国应用落地。

       因此在2000年前后，蔡莉主动将研究方向转向高技术企业的内在创业机制。为此，她走访了近百余家企业，动态跟踪企业在不同阶段遇到的问题。

       “访谈的时候，一些企业老总会说我有这样的资源，但没有发现或创造机会，有的会说我识别到了这样的机会，可我没有资源。所以我们发现，仅考虑一个要素在创业中是不够的。”

       基于入企调研搜集的扎实资料，蔡莉提出我国面临资源约束的创业公司通过适配学习能力和资源整合方式提升绩效的成长路径，进而构建了整合创业学习、创业能力、创业机会-资源开发行为四要素的“LCOR”模型，在推动创业研究本土理论创新的同时，对微观企业组织、产业园区到宏观区域发展均有实际应用价值。

        “和蔡老师接触久了，就能发现老师的前瞻性，她的那种学术敏感。”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李雪灵是蔡莉最早的一批学生，2000年她正在蔡莉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如今  为人熟知的风险投资在当时完全是一项新鲜事物，而蔡莉已经看到了其在高技术产业化中资金供给上的重要意义，于是又带领团队发起新挑战。

       走在前沿，可以说是她对中国问题的好奇心的自然结果。上世纪80年代，在研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时，蔡莉就把美国硅谷的模式拿来做比较，发现硅谷采取的是“开发-制造-贸易”的正向模式，但中关村却是“贸易-开发-制造”的逆向模式。同样是技术下海，为何却踏上了不同道路？

       1989年发表的《国外高技术开发区发展模式的启示》一文中，蔡莉基于中国国情阐释了这一逆向的“中关村模式”。同时，她提出各地在建设高技术开发区时不能只注重硬件支撑，搭建好“软支撑结构”才能充分发挥“凝聚经济效应”。所谓“软支撑结构”，就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信息网络连接、风险投资与评价咨询体系的建立等。

       而当时埋下的这颗种子，在近三十年后又发新芽。与创业企业打交道时，蔡莉再一次看到了不少园区存在重硬件而轻软件的状况。当缺乏对各类创业主体与创业环境的综合考量，光靠新技术研发难以发挥创新创业的最大效能。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便力在促成创业多元主体与要素的协同互通。立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蔡莉基于各地政府的参与程度与企业网络集中度，将创业生态系统划分为四个象限。她解释道：“根据这个模型，（这个地区）你落在哪一象限，就可以根据对应的特色和规律把握创业生态系统。”

       为完善创业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蔡莉还带领团队回到已换新颜的老地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通过纵向对比与横向对标，她认为尽管在产出水平、新企业创建数、专利授权数上中关村仍有待提升，但这片园区业已形成前景喜人的一套创业生态系统。

       “我们中国学者做中国问题研究，就是要发现真问题，研究真问题。”从学生时期的响应号召者，到转型浪潮中的主动探险者，在这一点上蔡莉没有动摇过。

“这不只是一个人、一代人的事业”

       “下地，到实地去调研，你的选题一定要和现实需求结合起来。” 蔡莉一直记得导师沈景明教授的叮嘱。

       硕士期间，蔡莉就曾跟随团队进入上海电机厂开展为期半年的新产品调研。由于电机厂是老企业，查阅资料全要靠翻老账本中的数据，账本摞起来比人还高。蔡莉和同门抱着一沓账本到工作台，一本本看过去，日复一日。

       “真正和现实问题结合，为国家、为企业服务，这是老师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蔡莉一以贯之地继承下来。

       2015年起，卢珊取得直博资格后便师从蔡莉，如今已是一名博士后。在她求学期间，大到国家级项目的阶段性推进，小到一场日常汇报的时间与节奏把控，“受到老师的感染，我们都已经习惯于一丝不苟、执着专注。”

       不过在学生眼中，蔡莉的严格首先是对自己。“蔡老师不会太多地说什么，身教多于言传。她要求别人做到的，她自己肯定先做到了。”李雪灵说。

       实干的特质，更让蔡莉延续了导师的做法，鼓励学生下实地求真知，在实践中学做人。

       一次，蔡莉带着学生前往广州白云电器。这家最初以铁匠铺起家的企业，时至今日还流传着“大锤出力，小锤出技”的说法。走访结束后，她让学生们谈：这个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体现在哪？除了创新，他们做起来靠的是什么战略？

      “其实，白云电器的这句话核心说的是合作精神。企业在搭建平台、关联上下游时都需要合作，其实就是当年铁匠铺传承下来的精神。做科研也一样。”

       经年累月的扎根本土，积淀下的是中国学者独有的学术情怀。新冠疫情冲击之下，蔡莉和她的团队将更多目光投向中国的中小微企业，试图通过中国情境凝炼出的本土理论帮助处在生存困境的企业，更好地“对症下药”。

       跟随老师八年，卢珊记得蔡莉无数次强调：“我们作为中国学者，要把中国的理论智慧推向世界，坚决不能为了迎合国外的一些研究思想而提出根本不符合中国情境的言论。”

       数字化与新型全球化之下，蔡莉再次牵头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聚焦创新驱动创业这一前沿议题。“我们在国际上由过去所谓的‘跟跑’逐渐转为并跑，可能未来我们要在某些方面要‘领跑’。”

       而要想将这一面向未来的研究持续下去，在蔡莉看来，关键是让青年人成长，为青年学者搭建平台，将火炬传下去。

       “高校教师与科研人员的不同就在，我们还有学生，教书育人是我们的天职。”蔡莉一直坚持，当前的教学内容不能只关注社会和企业当下的需求，而是要关注企业未来的需求，让学生能够识未患、解远忧。

       谈及自己的成绩时，蔡莉总离不开“我们”二字。“我从来都不认为我一个人能做点什么。”这不只是一个人、一代人的事业，生生不息的“我们”正为中国的创新和创业管理研究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她从书架上挑出了一本新书。这是一本由新一代学者所写的书，而她只是作为推荐人出现在了序言中。她指着书中这些青年学者的研究说：“我们带起来了国内做研究的这样一支队伍，他们现在比我们做得还要好。这是我最欣慰的事。”

文/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