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 1962年3月出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创力讲席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杨百寅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式管理与领导力开发、知识整体论及应用、学习型组织等管理领域的研究。其主要贡献为：
（1）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与领导行为受到三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共同影响的理论观点，为系统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管理实践、提炼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理论与思想提供了有意义的分析框架；对组织冲突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应用扎根理论识别中国背景下组织文化的基本维度，应用多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反复验证了关于组织冲突的理论模型；提出并验证了一把手家长式领导行为与冲突方式影响高管团队决策的有效性；首次提出了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集体领导力概念并开展了系统探讨，论证了集体领导的基本结构与维度、影响因素、有效性及作用机制；提出了领导行为与组织政治变量互动的综合理论框架，开发了领导权力与影响策略的测量工具。
（2）构建了知识整体论等相关概念的理论框架，突破了传统认识论体系（“主-客”二元论）的局限，提出了整体哲学视角下的知识“三元”动态平衡管理模型，并分析了其在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战略管理中的现实应用价值；在组织内个体学习领域，提出了组织中个体知识的生成与创新路径，以及个体知识互相转换的九大模式，揭示了组织中个体知识创新的推动力。
（3）开发了学习型组织的理论模型和科学测量工具（Dimensions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Questionnaire, DLOQ）。该研究在理论上综合了个人学习、团体学习、组织学习以及组织战略等层面的学习活动，揭示了各层次学习与组织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该量表先后被译为7种文字，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验证了学习型组织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面影响；在研发人员、管理人员和领导者的培训与能力开发方面，建立了关于管理者作为教练的理论模型，并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
杨百寅教授著有中文学术著作3部、论文50多篇，英文学术著作2部、论文6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3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项。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授予国家特聘专家称号。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杰出人力资源开发学者奖”、美国管理学会年会最佳论文提名奖、翡翠出版社高度评价论文奖（Emerald Literate Highly Commended Paper）。
一身平展合身的浅灰色中山装，一双传统千层底布鞋，发顶可见一丝丝银白，眉宇间却透着清朗，温润不失厚重，儒雅而又亲切。这是201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百寅给人的第一印象，这种特有的书卷气质似乎很难与他现代管理学研究者的身份相联系，但在深入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与个人经历之后一切又都显得相得益彰。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刚满16岁的杨百寅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事实证明，4年系统的数学训练不仅培养了他缜密的逻辑思维，而且直接影响了杨百寅后来的学术研究。作为人力资源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主持开发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模型和科学测量工具（Dimensions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Questionnaire, DLOQ），已被译成7种文字，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使用。
大学期间，除了专业课的学习，杨百寅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国学经典和深刻描写人性的西方文学名著。毕业分配时，杨百寅本来要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经济地理研究，然而，阴差阳错，最后却到了南京分院人事教育部门，且一干八年。“我对研究人特别感兴趣，喜欢思考，喜欢琢磨，尤其是研究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在说起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时，57岁的杨百寅眼中依然闪着亮光，“虽然我本科是学数学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其实对管理学更感兴趣，所以出国读了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
就这样追随着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也带着对于社会和人事工作多年的观察与思考，从1990年到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伊始，杨百寅正式开启了他在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学术道路上的漫漫求索。
拿到美国佐治亚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专业的博士学位后，杨百寅又先后在奥本大学、爱达荷大学任教，在明尼苏达大学，他从助理教授做起，在短短5年之内成为终身教授。
也正是在北美任教期间，杨百寅初试锋芒，研究成果开始获得学界认可。他先后获得（国际）《人力资源开发评论》2003年度杰出论文，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年会1998、2003、2005年度十佳论文等荣誉。
然而，美国西部爱达荷州的优美环境，旁边黄石公园清新怡人的空气，中部明尼苏达优越的人文环境和终身教职，都留不住杨百寅那渴望归来的赤子之心。2006年，当收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邀请时，杨百寅毅然决定回国任教，而后出任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主任。
“我在中国长大，读完大学，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有机会出国，但一颗中国心放不下，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国做点贡献。同时我是家中独子，只有回来才能做到忠孝两全。”虽然久居海外16年，但于国于家，杨百寅仍然怀着一份传统文化浸染下那种朴素真挚的情感。
回国工作以后，他还获得了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杰出学者奖”。俄亥俄州立大学职业教育培训研究中心主任雅克布斯（Ronald Jacobs）教授评论他是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二至三个顶级的学者。同时，他还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多项学术荣誉和教学奖励，并于2012年成为国家特聘专家。现任SSCI刊源英文学术杂志《人力资源开发季刊》主编，《国际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季刊》和其它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
“管理学者的研究，带着不同的眼镜，在实践当中是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也会总结出不同的东西来。”作为杨百寅多年的同事，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告诉记者，“百寅对中国管理有信仰，这使他戴上了一副非常重要的眼镜，让他能孜孜以求地发掘中国管理的一些特征与特色。”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仰，自2006年全职回国工作以后，杨百寅一直致力于中国式管理与领导力及其思想文化基础的研究与探索，在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意识形态对经济机制以及组织和管理所起的影响作用后，首次提出了中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受到三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共同影响的学说。
基于以上思想而形成的专著《定力：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于2018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说儒、释、道三家合流创造了至今令人怀念的盛唐和富宋，那么，吸纳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华也将成为民族复兴的定力。贯穿这本著作的正是作者一直倡导的知识三元论。杨百寅对“三”这个数字情有独钟，他常常引用老子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杨百寅独创的“知识的三元理论”中，基于当代哲学大师哈贝马斯的人类三种知识的理论，结合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良知概念，他创造性地把人类拥有的知识分为“理性”、“感性”和“活性”三个层面。其中“理性知识”是指主要指依靠智商获取的理论性知识，“感性知识”是由感悟和洞察力带来的经验性知识，而“活性知识”则是由情商决定的价值观和理想。知识三元论不仅指导着个人的健康发展，对企业组织同样大有裨益。特别是在知识对管理导向作用日益凸显的时代，只有打破传统惯性思维，充分调动人们批判性地学习积极性，以此来促进对知识的提炼和共享，企业方可提高应变能力并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此外，杨百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经营获得要更多地倾注活性知识的重要性，虽然这种知识不能作为企业管理的主旋律来对待，但它无论如何在探寻管理的整个运思之路上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知识蕴涵着对未来战略管理的美妙设想，为企业重组管理提供了新的基因。
在中西结合，多元融合的基础上更注重本土化的研究是杨百寅一直坚持的治学理念。“我希望能够打通中西文化的壁垒，对中西文化本质性的东西进行研究探索，同时把中国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运用到现代社会管理中。”杨百寅说到。
就拿目前管理学文献中常用的“组织公民”这一概念来说，相对应的中国本土概念应为“主人翁”。因为“公民”一词是源于西方的政治理念，而中国自古都是“百姓”、“臣民”、“草民”之说，所以，杨百寅进一步指出，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的种种差异，中国学者在研究“组织公民行为”时不能一味延用西方的概念，而应充分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实际国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百寅深厚的学术积淀更多源于他超乎常人的努力钻研。
“我们晚上11:00从实验室回寝室，老师在办公室；我们11:15走，老师在办公室；11:30走，老师还在！”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高昂现在回忆起在杨百寅指导下的读博岁月，对老师的勤勉依然记忆犹新。
他又接着补充道:“其实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恐怖的是第二天早上我们8:30到实验室，发现老师已经到了， 8:00到老师又到了。”
办公室里杨百寅伏案的身影无声地教会了他的一届又一届学生如何做学问；而工作以外的一言一行又教会了他们如何在自己的教学中为人师。
雷打不动的每周一下午5:30，杨百寅都会在他办公室前的那张大桌子上，举行学生交流组会，不仅仅是下课的学生，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只要有空也都纷纷赶到，师生围坐在一起，探讨学术之余，工作、生活上的事也无所不谈。爱生如子是杨百寅身上的另一个标签。
杨百寅的学生、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艳告诉记者：“杨老师曾经说过‘我让你们开组会，一是想促进你们科研进步。二是想每周见见你们，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孩子，我要见你们一切都是安好的。’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李艳从博士后出站后，也经常召集自己的学生开组会。“我想把我的老师教给我的一切良好的品行传承下去。”
说起自己的导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在读博士生孔奕淳眼中充满自豪与崇敬。“杨老师总是勉励我们，作为当代青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要开展好我们的本土化研究，要聚焦中国发展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些特别切实的问题，真正通过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去讲好中国企业的故事，去讲述中国智慧，从而展现我们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我思考的是我们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既能顶天又能立地。顶天是能够跟西方最先进的一些管理学的理论和思想进行对话与交流，立地则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践，把中国企业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进行总结提炼。”说到讲好中国故事，杨百寅的神情含着希望，眉头却微微收紧，“关于这方面的深入探索工作，我还刚刚开展，做得好的话就能够把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概念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传播，发扬光大。”
这就是杨百寅，他穿着中山装，代表着新时代优秀的中国管理学者，不忘初心，不断求索，顶天立地。
文/高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