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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中国人口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建言献策者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老龄化挑战如何应对、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如何解决、生态环境压力如何缓解……这些中国近年来改革发展绕不过的重大议题，都“写”在2017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人口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专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的“研究清单”上。

 从1983年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人口学并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到如今仍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学、研究，彭希哲已与人口学打了34年交道。几十年来，他参与推动过“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参与了老龄化问题相关战略与政策的研究、参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和决策咨询……作为资深的人口学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彭希哲不仅亲历、更是影响了中国近几十年来人口相关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和调整。未来，他和他的团队还将继续投身于为中国人口和社会问题建言献策的事业中。

“顶天立地”、不离中国特色的学者

 “学者，一定要能够顶天立地。”总结几十年来从事人口学研究的体会，彭希哲这样说道。他口中的“顶天立地”，即学者既要有理论方法，也要走出书斋、深入社会调查实践，把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充分结合。

 这也正是彭希哲的学术特色——将所学的西方理论方法应用于研究具体的中国问题。他娴熟运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和人口学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问题分时间、过程、地区和城乡差异进行系统的分析，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他的学术论著在《科学》（Science）和《中国社会科学》等国际国内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

 原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人口学专家左学金说：“彭教授把西方的社会学、人口学理论创造性地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学术研究、讨论政策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无疑对中国人口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美国人口学家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也认为，彭希哲从事的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的工作。

 “中国特色”的人口问题在老龄化进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转变，社会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变革，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袤的地理面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呈现出进程快、老龄人口数量庞大、地区差异明显等特点。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家庭模式，中国政府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扮演的角色也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更好地应对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彭希哲联合复旦、北大、人大、浙大、上海社科院等单位从事人口老龄研究的学者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应对老龄社会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并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研究的开展，努力为老龄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应对老龄化战略做出贡献。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彭希哲对国际人口学理论和相关技术方法的熟练掌握，更离不开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也得益于他长期在基层开展田野调查等经历经验。他主持或参与过数十项社会调查项目，近年还主持长三角社会变迁跟踪调查，也曾长期参与农村扶贫、下岗再就业、涉老公共服务等研究和实事项目，从而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资料。青年时期在农村的经历也让彭希哲受益匪浅。1954年出生的他15岁便作为知青在苏北农村工作生活了5年。“这段经历对我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有着重要作用，也影响着我后来的人生态度和研究导向，让我更加现实，更加接地气。”

 彭希哲的研究成果和战略思考对中国人口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影响,也印证了他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21世纪初，彭希哲担任所长的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曾三次组织人口政策调整的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先后形成了三份有关人口政策调整的建议书并报送中央，推动了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彭希哲还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开展社会性别平等研究和决策咨询、参与我国户籍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参与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研究，并积极推进在上海和其他省区开展性别评估、性别预算、性别统计的制度设计和操作规范等。彭希哲一直认为政策研究要符合核心价值理念，要有理论支撑，又要能够实施运作，还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受益。他也因这些成果和贡献被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授予第三届“杰出贡献奖”，并获得了我国人口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 

擅长跨学科合作的团队领导人

 随着在人口学领域学习和研究的深入，彭希哲发现，人口问题关系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各种各样的学科，他的研究对象便从纯粹的人口学逐渐过渡到以人口为基础的相关的社会政策公共政策，跨学科交叉研究也成为彭希哲及其团队的一个重要特色。彭希哲有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也有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始终关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

 目前，彭希哲的研究团队正在和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开展一项跨学科合作。彭希哲从事的人口和社会政策研究，是一项基于数据和证据的研究。 在老龄政策系统研究中， 需要对现有政策的进行文本分析、建模，并采集相关动态数据；而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顾宁正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社会秩序的社会计算理论和方法研究”，他们通过计算科学表达出的问题也需要彭希哲及其团队运用人口学、公共政策等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进行理解。两个团队一拍即合，定期开展例会，提炼主题进行讨论，开展合作研究。“大家虽在不同的学科，其实都是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而且对我们双方的学科建设都有促进作用。”顾宁说。谈及跨学科合作，彭希哲深有感慨：“我们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释分析人口和相关社会经济现象之间互动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学科特色，也是我们团队这么多年能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领域中取得一些成就的原因之一。”

 然而，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顺利展开并非易事，这不仅要求研究者能深刻把握自身的学科内涵，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还要有一位有着较强统筹协调能力的团队领导者。谈到与彭希哲合作的感受，顾宁说：“彭老师知识面很宽，对跨学科的理解非常好，因此他定位问题就比较准确。比如他经常说的语境问题，从我们双方的角度来看都很有挑战性。反映出他对文科和理科都有足够的了解。”

 彭希哲的团队领导力也在组织学者讨论会、团队自身建设等事务中得到发挥。和他共同参与了人口政策调整建议书起草的左学金回忆到：“学者们总体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讨论到具体问题时难免产生分歧。而彭教授能够促成各方最终达成共识，这和他能包容不同意见、协调团队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多年来领导团队的经验，也让彭希哲颇有心得：“领导团队要能够有包容心，能够发现大家各自的特长，能够为团队获得更多的资源。团队就像一个人一样，它有它的性格，也有它自己适应的运作模式。好的团队需要大家共同来建设。团队建好了，成果就出来了。整个团队和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这几年取得的成果很多时候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努力，而是我们整个团队协同合作的结果。”

不畏困难持之以恒的人口学专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公共政策的调整、公民生活的管理等有关国家发展建设的重大问题都离不开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曾一度中断。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开展，各种社会政策亟待调整，人口学教学研究的恢复与重建也迫在眉睫。

 彼时，彭希哲即将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为了尽快为我国培养人口学人才，系里的老师找到彭希哲，问他是否愿意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支持下研究人口学，并出国深造。“实际上当时对人口学真的不了解。那个时候想法比较简单，就是国家有需求，系里有安排，那我们就去吧。”就这样，带着一点偶然，彭希哲走进了人口学领域。1988年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成归国后，他便一直为研究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努力工作着。

 纵观彭希哲的研究履历，生育政策、老龄化挑战、劳动就业、户籍改革、生态环境、社会性别等许多重要社会问题的研究中都有他的身影。然而，这些成果的背后并非全然一帆风顺。

 2015年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正式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从2001年形成第一份意见书到政策最终调整实行的十几年中，以彭希哲等为代表的众多专家学者一直为此而不懈努力着， 其中经历着等待的焦虑和各种各样的波折。但他们没有放弃，持之以恒地深入研究，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建言献策，最终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做出了贡献。

 除了生育政策，彭希哲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复旦大学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彭希哲担任主任并积极开展社会性别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男女平等还有很多艰难和不尽人意的地方， 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借鉴国际社会的社会性别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化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论体系，还需要社会性别预算、社会性别评估等制度安排。这些均需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改革创新，也都是蛮累的工作。”彭希哲说。

 除了工作上的挑战，作为妇女研究领域中的男性研究人员，彭希哲也有不小的压力。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也曾萌生出放弃的念头：“不要再做了，退出来吧，社会性别本来也不是我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但是，因为始终放不下那份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追求，彭希哲坚持在这个领域的工作研究，直至今日。上海市最近三个“五年计划”中的妇女发展规划，彭希哲及其带领的复旦大学妇女研究团队是主要的规划和起草者；上海市新近成立的社会性别评估委员会，彭希哲也受邀担任委员会主任，致力于在法规政策制定、实施和修改的过程中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实现。

 彭希哲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推动在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中更多地利用数据资源。 他所主持的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从十年前开始酝酿到至今已完成3次调查，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他目前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的主任，十年间不断地专家咨询、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立项和经费运作、统筹人力资源、开展学术服务， “此间辛苦，一言难尽”。这些活动占据了彭希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没有个人直接的学术成果的产出。彭希哲正是凭着他对学科建设和复旦发展的执着，为此而不懈地努力着。

既如慈父，也是严师

 1993年，彭希哲就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仍在指导一二十个学生。谈起“彭老师”，学生们既觉亲近，又充满敬重和感激。

 彭希哲的学生之一、现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周小平感慨到：“如果不是彭老师一直督促我，可能我最后就无法毕业、取得博士学位了。” 他在在职读博的期间转换过两次工作岗位，一度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博士论文。彭希哲找他充分讨论论文提纲、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并督促周小平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忆起跟随彭老师学习的几年时光，周小平说：“彭老师对学生很关爱，但他在学术上是毫不让步、甚至不留情面的，一定要求你达到学术的标准。从彭老师那里学到的一些研究方法、思考习惯和工作方式，比如能从全局思考问题、善于从实践中提炼总结出理论上的东西， 对我现在的工作实践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我现在较好地完成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胡湛既是彭希哲研究团队的成员，也曾是彭希哲的学生。谈到彭希哲对待学生的态度，他说：“彭老师不仅会关心我们的学业进展，也会为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操心。” 

“之前我这个人，一看就是特别很严肃的，所以学生都会有点怕我，因为我要求比较严。大概在五年之前，我突然发现我招的硕士生跟我儿子是同样的年龄，这个时候我就有种父辈的心态了。”彭希哲现在还与很多学生保持着联系，关心他们的工作情况、家庭生活。“这也是做老师很幸福的地方，有很多的学生实际上就像家人一样。”

 得知自己获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后，彭希哲在自己的学生群里发了一句话：“一生教书育人，能有这样的学生和朋友，比得到什么样的奖项都更重要。”

 他坦言，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除了个人努力的因素外，也受益于很多前辈的大力提携。如当年的谢希德老校长、经济学院的洪文达教授等。“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而这些前辈都是我个人成长中的贵人，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现在对待我的学生、我们年轻的团队成员，很多时候就是带着一种报恩心态。”彭希哲希望自己也能努力帮助年轻一代更好地成长，把个人的幸运传递到年轻一代的学者身上去。

 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彭希哲也提出了自己的嘱托和期待：“中国的人口和社会政策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希望短期之间取得成果，收获名利。对青年学者来说，要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要避免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扎扎实实地把内功练好。在团队中间，培养自己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这样才能把个人的力量融合到群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向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