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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春:专注探究转型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制度转型的成效，也是在各个层面上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企业家精神或者创业精神，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因素。”这是2013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得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新春教授时常提起的两个学术核心观点。这位致力于制度转型、企业家精神和家族企业管理研究的学者，用二十年的“专注”揭示了经济转型中制度建构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对朝向中国家族企业本土管理行为的理论建设、中国经济转型与企业成长的互动关系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学理空间。

亲历“转型”求真知

       翻开李新春的简历，他的求学履历不可谓不丰富：江苏大学工学学士、国防科委科技信息中心攻读管理学硕士、德国洪堡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百森学院访问学者、德国威腾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然而，其中最特别、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就是他在东德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身经历了两德统一和东德“剧变”的那段经历了。

       1979年，抱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单纯想法，李新春考入了江苏大学机械制造系，成为“新三届”的一份子。大学毕业后，李新春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科技信息中心政策研究室从事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初涉管理。那几年，国有企业开始改制，管理学科开始在国内兴起，李新春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点。1986年，李新春开始在国防科委科技信息中心攻读管理学硕士学位，并获得了那时的学生们“梦寐以求”的公派留学机会，赴当时位于东德首都东柏林的德国知名学府洪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在德国的学习中，李新春不仅积淀下深厚的学术底蕴，也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为自己找到了今后的学术兴趣和方向。

       1988年，李新春刚刚来到位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尚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东德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市场化体制的尝试。不久之后，东西两德统一（1990年）。用李新春的话讲：“92年前后，东西德合并，也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跳跃式转型阶段，这个过程非常之快，作为留学生，即使身在大学之中，也深刻地感受到这个艰难的转轨过程。”

       当时，世界学者普遍关注的是所谓“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期望国家在很短时间内抛弃过去的计划体制，重新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在当时，东德就完全按西德的一套制度体系来执行。然而， “休克疗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在东欧国家导致了很大的冲击振荡，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在短时间内不是往上发展，反而却下降得非常快。

       因此，在留学期间，李新春便开始关注 “制度”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回国以后，他也一直专注于这个问题，并把由此奠定的学术视角和理论框架应用到了自己后来的研究之中。他认识到，区别于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转型走了一条“渐进式道路”。一方面需要制度的保证，“制度问题是首要问题”；然而，光有制度是不够的，转型过程中需要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员工创造性地融入，这就是一种创业精神，或者叫做企业家精神。“制度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缺一不可，否则转型不能成功”，李新春将自己的研究总结道。

       长久以来对经济转型与“人”——管理者或者说“创业者”的关系的专注，让李新春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所著的《回归市场》和《企业联盟与网络》，是国内较早系统性讨论东欧企业重组转型和我国企业联盟学习创新的著作。同时，基于比较制度理论，他还给出了国有企业重组变革的准企业家机制模型，揭示了经济转型中制度建构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区分开了对企业家精神具有保健意义和激励意义的公司治理机制，并强调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奇迹不仅仅在于制度转型，而且在于对各种层面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释放。这些都对我们理解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成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探路我国家族企业研究

       在李新春的观念中，“经济管理最核心的是人的问题”。他说，在市场经济之中，企业家可以说是推动创新变革、改善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类人。因此，他自己也一直关注企业家和创新创业问题。

       1995年，带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切关注和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李新春毅然回国，进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任教。

       中山大学位处我国商业文化和经商传统浓厚的广东省首府广州市。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执教18年的李新春，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格外关注中国经济转型下的私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当年的广东，正乘着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热浪前行，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而其中的核心支柱就是家族企业。然而，当时国内学界依然将管理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国营企业身上，虽然国企重组变革后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但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此时，李新春超前地意识到，民营企业将成为下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主要力量，它们以家族、合伙、股份制等多种形式存在，将日渐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基于现实研究的不断深入，李新春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和思考：在中国具有悠长历史的家族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和发展？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把美国欧洲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创业理念拿到中国，能否适用？……在采访中，李新春反复强调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管理上的“创新”——持续创新，永续创业，方能守业有成。

       李新春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的发展一要靠制度如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但仅有制度建设是不够的，并不能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有持续的好的绩效表现。保证持续良好的绩效表现，主要还是要靠技术、管理、市场、商业模式、企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创新。所以说，家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业精神，或者叫企业家精神，因为这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因素。

       长期专注于家族企业的研究的李新春已经成为我国家族企业研究的引领者之一，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2000年，李新春在中山大学创建了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建立了国内第一家家族企业研究交流平台，并参与了“全球成功跨代创业研究”（STEP）等国际研究项目。他聚焦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家族创业、继任与永续经营等重大管理问题，提出了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双重治理结构模式；对关系治理的特征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中国差序信任格局下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以及分家治理等独特问题；对李锦记等公司案例的研究揭示了家族治理、家文化与创业成长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李新春又与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合作，先后推出了《中国家族企业研究报告》（2011）、《Family Enterprise in the Asia Pacific》（2011）、《中国家族企业的社会角色》（2012）和“家族企业创业成长30年”（2013年6本）丛书等，对朝向中国家族企业本土管理行为的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对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专注”无止境

       走进李新春位的办公室，略显局促的房间里避不开的便是层层叠叠的书本。李新春说，作为学者，自己需要的是“专注”。

       李新春认为，和国外相对安静的学术环境相比，国内的商学院显得比较浮躁，大家很难静不下心来做学问。“从理想角度来说，一个学者对教学和对自己研究的问题，需要有长期的专注和执着，并且能够静得下心来。”

       在学术、行政、与产业都界保持联系、身兼数个社会职务的李新春看来，闹中取静的法宝，就是保持适度的距离。他说，作为一个学者，首先需要的是对自身定位的坚持。而作为管理学这样一个与业界高度联系的学科的研究者，确实需要投身到社会和产业实践中去做一些事情，但又不能迷失自我，需要“保持适度的距离”。“什么叫保持适度的距离？比如说，有时候，一个学者可能会到一些企业兼任独立董事、或者对企业提供一些咨询服务，但这是必须在保持对学术兴趣、学术研究有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不能单纯为了名和利去做”，李新春说道，“学术与实践，两者之间必然会有一些冲突，所以我认为这个‘度’怎么把握好，是很关键的。”

       进入大学工作以后，李新春就认定了自己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个好的学者和教师。他说，当学者和当老师其实并不容易，做好或做差，两者相差很大，有的人一辈子努力也未必能成为一个好的学者。但他总感觉学者是无止境的，过于功利化的目标是会使学者迷失自我。“学者的目标不是为了出版发表多少著作论文，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头衔或奖项。重要的是对知识和对社会的贡献，以及能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现在的李新春仍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自称是“完美主义者”的李新春认为自己还有太多的不足。“以前读书的时候，学习环境不好，我们受教育的基础比较薄弱，后来赶上了出国，但又没有机会到像美国这样世界一流的知识体学习；回来之后又受到方方面面杂事的影响，耽误了很多时间”，李新春感慨道，“所以，很难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做得很好。但我们赶上了一个时代的机遇，能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进行研究和学习，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李新春总觉得，在自己现在这个年龄，应该知天命尽己力，知道自己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学者重要的不仅仅是发表学术思想、教育培养学生，更应该不断锤炼和造就自己的人格、学术品质以及服务社会的精神。”

文/陶韡烁 雷册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