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详情

薛澜：管理公共领域的智囊

       幸亏北京的堵车，不然也许和薛澜教授说上一个小时话的机会都没有。每天5个多小时的睡眠，正餐常常是盒饭打发，即便如此，薛澜还得在吃饭时“争分夺秒”地安排上讨论和面谈。他的助理李芳说，“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得在床上用手机收邮件，因为薛老师每天早上4、5点就办公，怕耽误事儿。”

       现任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薛澜，同时还担任海外大学的兼职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机构的主任等职务。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在国外接受管理学系统训练的归国学者，“公共管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薛澜功不可没；而作为研究公共政策的政府“智囊团”，薛澜在危机管理、科技政策领域的成就，切实地解决了现实的问题、推动了体制的发展。

       对于他的同事而言，“薛澜得这个奖是实至名归，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在行政工作上倾注那么多的时间，还能把学术做得那么好。”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孟庆国说。对于他的学生而言，“我常常和别人说我导师特别帅，他有那种‘微笑的强制力’，从来不发脾气，但话又特别有分量，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去学习和研究。”博士后刘冰说。而对于薛澜而言，在所有兼职中最喜欢的还是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和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董事，“因为每次开会都能让我学到其它机构发展的经验，给我的工作和研究带来很多启发。”

研究公共管理 中国是最好的地方

       薛澜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国家亟需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修读的是光学精密机械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而当薛澜参加上海光机所一个国家重大科研工程项目时，在与相关科研人员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国家科研管理中有诸多弊病，便萌生了改行学管理的念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但是当时学习管理方面的人才却比较少。”带着这样的执着，他申请到了去美国读研究生学习科技管理的机会，先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学习科技管理与公共管理，后来到卡耐基梅隆大学攻读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

       人虽在国外，心却在国内。薛澜认为，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一个这样大的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形态转变和式探索等。转型期内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严峻的，对公共管理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在中国，一个政策影响的可能就是几亿人。当时没有怎么多想，就是觉得一定要回来。研究公共管理，中国是最好的地方。”薛澜说。

      薛澜认为，公共管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在于，公共治理体系的主体不仅仅只有政府，还有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在运作方式上，也不仅限于官僚体系的做法，可以借鉴企业的经验，把科学、民主、人性化和讲求效率有机结合起来。

       从2000年前后开始，薛澜就结合中国MPA教育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开始了对中国公共管理及政策领域学科发展的研究。他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十一五”学科发展规划和“十二五”学科发展规划的研究，提出了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发展应从宏观经济政策为主转向以公共管理与政策为主的重大判断。他领衔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翻译工作，也成为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薛澜一直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的观察，构建解释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本土化理论，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改革。他选取思想库、听证制度、重大行业的政策改革等案例作为分析对象，研究政策过程、体制和形成机制的相关问题。在高等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全球治理等各个领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薛澜把公共领域的一些问题综合起来研究，打通了学科之间的壁垒，用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经验，解决中国本土实践的问题，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很扎实。”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秘书长高小平这样评价。

       谈起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薛澜也一直有一个心愿，“一定要写一本公共政策的教材，希望这两年可以实现。”他谈到，现在学生用的大多是国外原版或翻译的教材，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不够，也缺少一些本土化的经验。他希望把十多年教学的体会进教材，同时也促进对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视。

危机管理要有效公开 主动防御

       面对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突发灾难和危机事件，政府如何有效地“管理危机”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早在2000年，薛澜就开始了相关方面的研究，2003年5月出版的《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释危机管理理论的著作，其中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建设的想法，成为“非典”期间各级有关部门决策的重要参考。

       薛澜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观念的转变，政府要想尽办法和公众沟通，公开有效地披露信息。”他提出，过去政府碰到危机事件常常采取“内外有别”的方式，但这样的方式，尤其在互联网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有时反而会加剧公众的恐慌。在面对“非典”这样危及生命安全的公共危机时，更无法及时地让公众采取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

       2003年以后，薛澜便致力于完善我国应急管理的体制建设。他多次到基层实践部门调研，分析了我国危机管理中政府角色独大、条块协调不灵、风险沟通不足、保障机制低效等问题，并结合国内外理论和经验，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操作建议。2009年，薛澜就应对甲流工作向李克强副总理当面汇报，其《对下一步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建议》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批示。2010年，他的《我国社会矛盾自我调节机制的构建及其对策建议》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主要领导的批示。

       薛澜还强调危机管理中的“学习机制”，通过不断的实践操作，逐渐完成应急管理体制的优化。他对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系统分期，认为非典以后，中国进入了以“一案三制”，即“预案，法制、机制、体制”，为核心的第二代应急管理阶段。“这一阶段的应急管理相对还是比较被动，往往是危机发生了再设法解决。而第三代应急管理模式，化被动为中东，突出风险管理的作用，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前，就预测风险、协调应对、消除问题。”

我国目前的管理模式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导，薛澜提出，“如果可以更好地动员社会力量，让企业、机构、社区都积极有效地参与进来，则可以更好地应对危机。”这也是研究公共管理的现实意义所在。

科技创新是核心竞争力 要发挥体制内外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薛澜从90年代开始便关注全球科技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着力于研究我国当前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薛澜是该领域国际最权威学术期刊《Research Policy》的唯一中国编委，根据中国知网学术趋势分析，他是国内科技全球化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薛澜开辟了许多国内科技政策研究的先河。1997年他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98年经济展望报告》工作组组长，首次采用国家创新系统的框架对APEC成员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对于配合中国在APEC的整体战略方面有着重大的政策意义。1999年，他主持研究编写《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科技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挑战（2000）》，在国内首次对科技全球化的成因、表征进行研究，对中国科学事业、产业发展、国家安全等的挑战及机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003-2005年，他参与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战略研究工作，获重要贡献奖。2010年，在中美部长级创新对话上，薛澜发言提出关于建立中美创新联合专家组，目前他应邀担任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对中美创新重大问题开展联合研究。薛澜坚信，“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无疑是确立其国际地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在理论研究方面，薛澜始终站在探索与创新的前沿，与此同时，他对政策过程与制定的实际效用也不遗余力地研究。他认为制度的滞后依然是我国现在政府管理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如何发挥现有政治体制的核心作用。“明确并落实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权责非常重要，好比说人大制度，应该在汇集民意、政策协调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让人大代表真正反映民意，让议事日程真正议事。”薛澜还提出，现有行政体系中的诸多弊病，造成了管理上“缺位”与“越位”现象同时存在，也敦促着我国政策制定的过程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除此之外，如何发挥制度外的作用，也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薛澜认为思想库的发展和健全非常有必要，“现在国内思想库已经有一定的数量，但高质量、有影响力的还是不多。”所谓思想库，就是相对独立的、以政策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作为政府体系外的咨询机制健全以后，将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政策环境，使得每一个政策出台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从更多的分析角度、利益倾向和实际操作等方面考虑的不同方案，这些方案的竞争与淘汰科研减少失误的概率，提高决策的质量。”

       在一次与青年人对话的节目中，薛澜提及自己对周恩来的崇敬，“他是把中国传统的治国观念和现代政府的运行结合得非常好的典范，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讲，他有着不同于政治领袖的独特地位。”

      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的研究者，薛澜有着忧国忧民、家国天下的情怀，而他更在意的，是作为一名学者所必须坚持的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判断一个政策的利弊，更需要冷静客观的分析，使得公众利益最大化，不能感情用事。”

      执着而严谨，谦逊而勤奋，敏锐而踏实——这十二个字，薛澜受得起。

文/龚瀛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