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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曙明：中国式管理亟待制度转型

        如果有人能在某个领域作出开创性、拓荒性的贡献，这种人一般被称为先驱。对于中国的管理学来说，赵曙明无疑正是这样一位先驱。

       在中国管理学界，赵曙明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我国著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和培训的拓荒者，在管理学界和商界都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一个坚持管理要走国际化道路的人，赵曙明一直与西方国家的管理学界保持密切交流和合作，是国内最早向西方讲述中国管理学研究和实践的人之一。

一个拓荒者：做了若干开创性贡献

       赵曙明的一切荣誉和名望都源于他20多年来对中国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实践所做的努力和推动。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赵曙明说，1983年之前，他并不认为中国需要管理学，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天下，管理在那时没有市场。但是1983年刚从美国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归来的他，面对中国商品经济第一股浪潮的涌动，却敏锐地察觉到未来的中国必是个人力资源大国，管理学在这里将大有用武之地。于是1987年他毅然选择重回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攻读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学博士学位。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向西方学习管理的学者之一，赵曙明为中国管理学做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属于最早一批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引进国内，并将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人。

       1991年回国任教时，国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还处于空白状态。他于是奋战一年，撰写了《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一书，出版后颇受好评，被当时的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与此同时，他还组织班子，历时3年，编写了一套8本装的《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丛书，并开发设计了国内第一套“企业人力资源指数”；之后不久又带领团队调查100多家国企、民企、合资企业和一些大型跨国企业，拿出国内管理学界第一份企业人力资源调查报告。

       1995年，他出版长达47万字的《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它围绕中国企业内部用工、人事、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探讨和研究了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宏观管理着重阐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特征、质和量，分析了人力资源的宏观配置、战略规划及中国人事管理体制的问题，探讨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市场经济下的就业与职业指导问题。微观管理着眼于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务问题，论述了从企业员工招聘、使用、培训、绩效评估与奖惩、工资与福利保障体系、人事管理、心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领导、沟通、劳资关系、企业文化乃至人员流动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全过程、全方位的问题。此书成为国内最早专门研究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专著。

       1995年开始．赵曙明开始致力于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和跨国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等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并先后出版了《东西方文化与企业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国际比较研究》等著作，这些都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开创性著作，特别是后一本书，它是赵曙明教授历时两年，利用“人力资源指数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对100多家中国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大面积的实证调查，收集国外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人力资源管理专著，在国际比较中，通过国内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比较，首次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状况作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与评估。

       2000年，他又主持“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基础与管理对策”的研究工作，并在2003年出版专著《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此书围绕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效益关系这一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重点问题，对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的概念，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效益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效益的作用过程、作用方式，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它最大的特色是站在世界理论前沿，对很多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创新。正是出于它的独创性，被席酉民、董克用、潘金云等国内管理学专家誉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中一项兼具开拓性意义和导向性作用的学术成果”，“标志着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跨入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时代”，由此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国家图书奖和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一个苦干者：所有成就都源自吃苦

      1970年代，赵曙明是一名回乡务农的高中生、“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手、生产队队长、村党支部副书记、南京大学英语系工农兵大学生。

       1980年代，赵曙明是一名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教育学硕士、人力资源管理学博士、加州波莫纳大学校长助理、南京大学外文系讲师、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后。

      1990年代，赵曙明是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密苏里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兼职教授。

       2000年代，赵曙明是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10多部专著、180多篇论文的作者，多家企业的顾问，以及一大堆荣誉、头衔和国家、省部级、业界等各个层次重要奖项的获得者。

       从一个农家子弟，到一名国内外知名的管理学专家，赵曙明所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容易。他说他比较能吃苦。并且认为吃苦是一种重要能力，因为吃苦体现了一个人对自己事业的追求和热爱，只有能吃苦的人才会坚持。

      在吃苦方面，赵曙明有很多故事。比如，1970年回家务农的时候，由于能吃苦又有文化，乡亲们就选他当生产队长，养猪、挑大粪、上河工，什么活带头干，每天只是白菜汤、萝卜饭，累得骨头快散架了也能咬牙挺住。再比如，刚去南京大学学英语时，26个字母都认不得，却能痛下决心，每天晚上九点半熄灯后在臭烘烘的厕所里坚持自学英语至深夜，寒暑不辍，一年之后愣是从后进生变成优等生，并且当上英语系的年级大班长，毕业后更是凭良好的英语能力留在学校外事办工作。再比如，去美国读管理学博士的时候，之前没碰过任何管理类书籍，每个月400美元生活费，除150美元房租，剩200多美元除了吃饭还要买书，学习时间又紧张，但赵曙明居然能每天只睡4、5个小时，并且一坚持就将近三年。前来探亲的妻子见到丈夫如此玩命，累得差点没趴下，更是心疼得泪眼婆娑。就是凭这种狠劲，他居然提前博士毕业。

       从1991年学成归来，到如今20年了，除了物质上的改善之外，赵曙明始终奋战在吃苦一线，做学问，搞教学，做调研，搞行政，像长着三头六臂。他是个大忙人，每天起早摸黑。他说他20几年来自己几乎每天只睡4、5个小时。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花一个多小时处理来自国内外的邮件，再花半小时健健身，然后从家里赶来学校，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六点 才下班，下班后经常有应酬，忙到9点多回家，还要备课，常常忙到12点将近1点时才入睡。此外常常要出差。秘书韩茜说，赵老师在国内出差一般早上飞出去晚上就飞回来，到国外出差则是回来之后连时差都不用倒，马上投入新的工作。这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赵老师一年较轻松的时候是两个月在国外讲学的时间，除了上课，生活比较单纯。

一个忠告者：中国式管理路还很长

       赵曙明在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求学时，有幸求教于管理学大师、经验主义学派创始人彼得·德鲁克、杰克·舒斯特教授、婧·列曼-布罗曼等著名教授。尤其是德鲁克的人品、才学和教诲让他感念终生。赵曙明也认为自己在治学上更倾向于经验主义学派，即更看重对大量实践经验的归纳总结，提炼出典型的行为模式。

       他坚持管理要知行合一，一个管理学者应该关门是学者，开门是管理者。对于一个管理者，他则强调需要具备知识、见识、胆识。在知识上应尽可能多懂一些经济、法律、人文、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然后把知识消化吸收，演变为看问题的眼光，从而具备一种敏锐的视角和见解，最后应该有胆有谋，勇于冒险创新，勇于实践。

       对于中国的管理实践，赵曙明认为最关键的是要转变观念模式。管理是一种1+1可能大于2的学问，既要管更要理，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地发挥人的积极性。而反观当下的中国，人力资源的管理在很多企业和机构仍然被看做只是人事上的监管，很多人才在这种体制观念下要么积极性得不到发挥，要么白白浪费掉。从深层次讲，这是一种制度文化的问题。管理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管理要发展，必须摒弃消极的制度文化，结合本民族优良的文化积淀，再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从而形成自己的模式。

       讲到目前中国MBA教育良莠不齐，上千个管理学院、商学院鱼目混珠，赵曙明认为这种现象既可以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关键要正确区别对待。发展中的中国亟需管理理念的普及，这甚至比做高精尖的管理研究还重要，因此MBA教育遍地开花可以说是一件好事。但中国的MBA教育又亟需分层发展，不能清一色要走国际化道路，一刀切地搞硕士点，博士点，而应该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定位，有些学校只有管理学本科，以教学为主；有些学校则除培养学生外，要做前沿研究，与国际接轨。但是这种设想必然牵涉到很多利益矛盾，必须有制度的转型，有权威而公正的第三方的介入，而这在中当下的中国还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

       中国管理学界至今没能出个把大师，赵曙明认为除了积淀和实践稍有不足外，最终要的正是期待在制度转型上能够尽快取得突破。

文/张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