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 1942年9月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2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第一届和第二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2-2006)。
陈荣秋教授是我国生产运作管理领域的知名学者,1995-1998年,他深入研究了多级生产计划与控制系统集成的方法和模式,在提高生产计划与控制系统的柔性方面成绩显著。通过构造“产品制造树”,利用“漏斗模型”测定平均通过时间,提出了物料需求计划与车间作业计划集成的新方法,克服了Hastings(1982)方法的不足,避免了传统分层计划方法的缺陷。并进一步将“产品结构树”与制造资源集成,提出“制造工程-资源网络”的概念,综合考虑了产品结构、工艺路线和制造资源,创新性地提出了三级计划集成的思路。建立了三级生产计划与控制系统集成的总体模型,通过信息集成和功能集成,较好地解决了接受订货控制与产品出产计划的集成、投料控制与物料需求计划集成、进度控制与车间作业计划集成等问题。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制造资源计划与CAD/CAPP/CAM的数据通讯,为实现计算机集成制造打下了基础。他采用“自顶向下”的思路,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企业整体柔性定义,给出了企业组织结构柔性的量化方法,并给出了提高企业组织柔性的途径。
作为我国生产运作管理领域的知名学者,陈荣秋教授在1999年编著的国家重点教材《生产与运作管理》已入选教育部2008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该教材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形成较大影响。陈荣秋教授还是作业排序理论的专家,他在1987年编著了国内第一本关于排序理论的专著《排序的理论与方法》,该书得到国内著名生产管理专家的高度评价,对推动我国排序研究起了很大作用。2005年陈荣秋教授发展了基于时间竞争的战略思想和“零时组织”运作概念,提出了“即时顾客化定制”的总体实施框架和“全面顾客参与”的概念和内涵,并提出了系统的实现方法和技术。陈荣秋教授的其他重要研究成果分布在交货期设置方法、多目标排序、流水车间作业排序等领域。
陈荣秋教授已出版专著4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Journal、Advances in System Science and Application及中文重要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陈荣秋教授还担任《管理科学学报》、《管理工程学报》等期刊的编委。
陈荣秋:学术超越源于管理实践
我国著名的生产管理专家、华中科技大学的陈荣秋教授,大学学习的专业并不是管理学,而是看起来与管理不沾边的热力发电专业。但因为这个专业,1968年,他被分配到工厂工作,进入车间,从工人干到计划调度组长,在11年的时间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随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深造,踏上生产管理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30多年来,“产品制造树”、“多级生产计划与控制系统集成”、“即时顾客化定制”、“全面顾客参与”……一个又一个陈教授提出的概念后面,不变的是他扎根于实际、着眼于前沿的研究习惯。
从计划调度员到管理学家
1961年,当时对大学并不了解的陈荣秋,听从了中学班主任的建议,报考了清华大学热力发电专业。1968年,陈荣秋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东方锅炉厂工作。令原来以为会专业对口搞锅炉设计的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自贡丘陵起伏的工厂里,他从此再也离不开“管理”。东方锅炉厂建成投产后,陈荣秋被车间主任安排到现场指挥生产,从此做了七八年被人们戏称为“高级搬运工”的计划调度员:为了完成生产计划、按时装配产品,他到其他车间催交协作件,为了赶任务,常常背着零件,在各个车间跑来跑去。
11年里,陈荣秋在锅炉厂换了几次岗位,但干的都是基层的生产管理。“这11年可不是白干的”,在陈荣秋看来,“我积累了实践经验,使后来我从事研究工作时,可以从生产实际中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管理问题。”在当时,工厂生产制度不健全,工人中途溜号多,迟到早退现象严重,生产计划安排前松后紧,常常为了完成任务,在月末加班加点。在长期的实践和摸索中,陈荣秋深切地感受到,管理的混乱及其所造成的浪费比技术落后造成的问题更严重。
于是,在工作时,爱动脑筋的他总是琢磨:如何能更好地进行计划调度,提高生产效率?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华罗庚的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陈荣秋如获至宝,“管理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方法和技巧”,越发觉得计划调度里面有学问。1979年,当清华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时,陈荣秋没想太多就选择了报考管理。之后,他进入经济管理工程系,成为潘家轺教授的第一届研究生。潘教授对他说,在管理实践当中锻炼了11年的人,来读研究生正好。从此,陈荣秋在管理学的研究之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年。
从实践出发,到实践中去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潘教授问陈荣秋要不要将研究方向定为排序,并将坎贝尔、杜德克和史密斯三人于70年代撰写的一篇关于排序的论文给了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的陈荣秋。一看完文章,陈荣秋立刻惊喜地发现,排序这个学术问题“很实际”,对自己曾经从事的计划调度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仅仅改变工件的加工顺序,就能缩短一批零件的加工周期,这不正满足了工厂的实际需要吗?而他自己原来做调度员给工人安排任务本身就涉及排序问题。陈荣秋从零开始学习排序知识,假期也不断地画图、研究。当他忐忑不安的把提前完成的说是论文拿给国内研究排序的专家——中国科学院的韩继业教授,得到了十分肯定的评价:“创造性成果不少”。
此后,排序成为陈荣秋一生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在华中科技大学,他一直为研究生讲授“排序理论与方法”的课程。1985年去多伦多大学工业工程系深造时,他又结合国外研究的成果,于1987年完成专著《排序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国内第一本专门关于排序理论和方法的专著,并将国内很多学者引入排序研究领域。
至今,在陈荣秋自己看来,和从理论角度撰写的《排序论》不同,他的《排序的理论与方法》是从实际应用角度来写的,实践背景交代得很清楚,属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尽量减少抽象的数学符号,便于从事实际生产管理的人员阅读。他所使用的“启发式方法”,据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便于一般的生产管理者很掌握使用,产生的实际效益大。
陈荣秋教授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90年代提出的“柔性的生产管理”,也是由实践出发产生的。陈教授基于柔性的概念提出了“理想机器”的概念:能够加工各种不同零件的、且转换时间非常短的机器,即生产柔性极高的机器,从管理学的角度为生产实际中机器的改进指出了方向。以往研究柔性的方法多是从单个机器到生产线,再到整个工厂生产系统,这种“从局部向整体”的视角往往使问题越来越复杂。陈荣秋则使用“自整体到局部”的视角,把整个工厂看做一台“机器”,这样整体柔性的度量就比较容易。他还将柔性的概念扩展到了企业组织,提出仅仅提高机器系统的柔性并不能提升企业整体柔性,只有同时提高组织柔性才能提高企业的整体柔性。
搞过生产调度、熟悉生产计划的陈荣秋还发现,企业中,生产计划在编制时缺乏协同,上层计划的可行性只能在下层计划的编制或者生产实施过程中才能发现,往往导致生产计划“几上几下”的协调,费时费事,且难以优化。在工厂工作期间,他就看到设计部门只管产品结构,工艺部门只管制造工艺,知识背景的不同和职能上的差异,使得产品结构文件和工艺路线脱节。这个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普遍存在的。陈荣秋将两者集成,构造了“产品制造树”,又利用 “漏斗模型”确定“平均通过时间”,提出了物料需求计划与车间作业计划集成的新方法,同时生成工序级作业计划和零件级作业计划,克服了国外的同类研究的不足。
此后,在“产品制造树”的基础上,他的学生又进一步延伸为“制造工程-资源网络”的概念,由两级集成拓展到工序、零件和产品三级集成。
从中国来,到世界去
20多年前在加拿大留学时,陈荣秋看到,中国出产的漂亮的绣花丝棉袄放到处理品架上还没有人买。他深受震动,从而发现了生产者和顾客价值观的偏差:制造商认为有价值的产品,顾客不一定认同。生产者花的劳动时间再多,顾客也有可能不买账。陈荣秋认识到,消费者只关注商品和服务对他们有没有价值,在消费经济时代尤其如此。同样的产品和服务,不同顾客的感知价值不同。如何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顾客感知价值,就必须使企业与顾客实现价值融合。由此,陈荣秋提出了“全面顾客参与”的新概念,即顾客全方位、全过程的参与企业的生产过程及决策过程。陈荣秋提倡企业应让最有价值的顾客做到终生参与。他还提出“顾客董事”的概念——由顾客参与董事会,讨论战略或产品发展方向。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全面顾客参与”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对这一理念的探索,使得搞生产管理出身的陈荣秋其研究领域也随之往营销和市场的领域延伸。从2003年起,陈教授发展了基于时间竞争的战略思想,并首次提出了“即时顾客化定制”的概念。紧紧围绕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和实践,陈荣秋和他的团队论证了“即时顾客化定制”出现的必然性、与其他生产方式的联系和区别,建立了产品即时交付模型,并提出了“即时顾客化定制”实现的途径。这个历时四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也被他自己认为是在30年的生产管理研究中,理论和实际意义最大的一项研究。验收陈荣秋课题的专家们认为,他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概念,在管理学领域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陈荣秋相信,它们终将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作用。
“即时顾客化定制”和“全面顾客参与”的提出是陈荣秋最看重的两项研究成果,“这不是我们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学的,而是根据实际的观察提出的”。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实践经验的学者,陈荣秋坚持,中国的管理学一定不能脱离实际,尤其是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问题。陈荣秋认为,过去中国学者从事的研究多半属于“跟踪研究”,即国外热衷于研究什么,我们马上跟进。“这虽然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实践,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需要研究的管理问题,创造适用于世界的理论。”在他看来,作为教师、学者,一定要了解实际生产过程,才能独立地去做一些创新的研究项目,才不会总是跟在人家后面去研究。“不扎根实践,就不会有超越”,陈荣秋坚定地表示。
“中国的管理学更加强调和我们的文化结合到一起。”陈荣秋认为,中国管理学必须从国情出发,和本国文化相结合,切实地了解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中国人的思维,再去做研究和教育。“如果盲目搬国外的东西,看哪个好搬哪个,最后就是杂货店,哪样也不能生根。”他认为,文化对管理的影响很大。日本基于家族观念的强调,提出了企业是家庭的延伸,“爱厂如家”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而在美国,不可能实现“爱厂如家”的号召。美国人基于他们的文化,提出搞“动态联盟”、“虚拟企业”,有利益大家合作,没关系则“拜拜”。中国也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思想,比如,整体思维和讲求技巧是中国人的特点。陈教授认为,相较于西方重视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中国人更重视的人的操作技巧,重视手艺。“我们一双筷子把他们那么多餐具都取代了,”陈荣秋说。在江苏的一家民营企业里,陈荣秋看到工人用国企淘汰的老旧机器加工出了合格率很高的产品。“为什么工人能够发挥高超的技能?管理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加工出高质量的产品就奖励,生产了不合格品就扣钱——这样就极大地激发了工人们不断提高手艺”,陈荣秋举例说道。
文/陈竹 陶韡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