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详情

胡鞍钢：为民请命、为国谋策的当代知识分子

        作为当今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颇具传奇性的一位，胡鞍钢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高小毕业就下乡的他，在结束了近10年的下乡插队和地质勘探队生活之后，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苦读十年获得工科博士，他却投身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全新学科并最终成为对中国国情研究最具权威的专家；作为奉行“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经济学家，他常以“为百姓代言”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舆论面前，他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会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带着一丝敬意与好奇，记者走进了胡鞍钢位于中科院生态所内“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发现并感受到了这位2008年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明星光环之下更为真实的知识分子本色和忧国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

最感谢的是这个时代

       在胡鞍钢的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四排高大的书架和到处堆积如山的调研报告。与记者交谈时，他的办公桌上因为材料堆积如山，只能把一杯咖啡放在一叠看完的报告上——喝咖啡，是胡鞍钢多年熬夜工作养成的习惯。

       今年，胡鞍钢和他的国情研究团队开始关注和研究青年就业问题。他们分析和评价了过去10年来大学生就业情况的各项数据。“要知道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的形势特别严峻”，谈到进行这项研究的原因，胡鞍钢这样告诉记者。在最新的国情报告中，他向中央建言要建立“青年就业友好型政策体系”，为大学生就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作为一名30年前考入大学的老大学生，胡鞍钢表示，“只要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还存在，我们就会持续关注。我们将为政府决策提供持续的、多角度、全方位的知识支持。”

       1978年，经过刻苦拼搏，还在华北地质勘探队钻山沟“勘探地球”的胡鞍钢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拿着这薄薄的一纸通知，胡鞍钢激动不已，不仅仅因为他即将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读书深造，还因为经过下乡插队和地质勘探队近10年艰苦生活的磨炼，他终于迈开了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第一步。30年斗转星移，时代见证了这个年轻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作为与改革开发同行的一代人，胡鞍钢为自己过去三十年的人生之路做了“科学”地总结。“从我考上大学一直到1988年底拿到博士学位正好是十年。第一个十年，我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也是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十年。”1982年本科毕业后，胡鞍钢先后进入北京科技大学、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深造，并获得工科博士学位。严格、专业化的科研训练，为他以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即使换了一个全新的学科，这些训练依然让我受益匪浅”。从1988到1998年的第二个十年间，胡鞍钢曾赴耶鲁大学开展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并在国情研究的领域内先后出版了包括了《生存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中国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数本蜚声中外的代表作，奠定了自己今天的学术地位。

       “第三个十年就是从1998年到现在了，这十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创办了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以及撰写国情报告”。1999年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成立，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并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而该中心所出版的国情报告无疑是一项“名牌产品”，十年来国情报告已累计超过900多期，不间断地、及时地为中国的决策者提供关于中国国情的“森林式分析”，其中很大一部分问题和建议都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为了尽可能避免“信息和知识之间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备性”，让每一份国情报告都能精益求精，胡鞍钢带领着团队每天不是泡在成千上万个数据中，就是外出作实地调研和咨询访谈。他的学生告诉记者，有时很多他们的报告中测算数据的时间坐标甚至能跨越100年。

       “前10年我是改革开放的优先受益者,后20年是我对改革开放的回报”,胡鞍钢字斟句酌地说，“我们是受益者,我们就应该回报社会，回报人民，回报国家”。一直以来，胡鞍钢将“知识为民、知识报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报告，将为民请命和为国谋策统一起来，被誉为在决策高层和社会底层之间架起桥梁的。创办国情中心以后，他总是在人民、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提出见地深刻的政策建议。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他提出要抓住政策调整的机遇把“促进民生作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对于西部发开发，他的研究报告建议要“投资于民、优先促进西部地区的人类发展”；2003年，SARS危机期间，他提出了有关恢复经济、扩大就业方面的20多条建议，并独树一帜地指出SARS是一场“良性危机”。胡鞍钢还通过自己的国情研究，向地方和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发动猛烈抨击，他的“特区不能再‘特’下去”、“尽早出台反垄断法”等建议都赢得了公众舆论的支持和中央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当然，以“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作为“人生之路之目的、学术研究之宗旨”的胡鞍钢，也因此获得了国家和人民高度肯定：1995年以来，他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而今年他也以其国情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突出成就和对国家政策的巨大影响获评本年度的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能够获得管理学杰出贡献奖以及其他所有的荣誉，我最想感谢的可能不是哪一个人或者一些人，应该说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说到这儿，胡鞍钢感慨道，“我个人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代人、一个时代的成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这个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进步”。他笑着对记者谈起了一件趣事，有一些90年代曾经采访过胡鞍钢的外国记者，最近见到他时很惊讶他在中国的这个体制下，怎么还能够存在并且大放光彩。“在他们看来，我应该早就被‘灭掉了’，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处在怎样的一个时代，这是个改革的时代，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开明的时代。”

       除了开放的学术氛围，胡鞍钢认为三十年的改革时代，还为管理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学术氧料。在他眼中，改革开放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试验场”：960万平方公里，十几亿人民，一场空前的改革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对外开放。“这给我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素材来源，也激励我们为中国做出知识贡献。使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能快速发展，持续创新。”

       事实上，中国的管理学科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作为这个年轻学科的三十年蓬勃发展的参与者，对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胡鞍钢十分淡然：“获奖只是社会对过去二三十年所作事情的评价，我还是保持一种平常心。其实二十年前开始研究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今天会有这样一个奖项，因此即使什么都没有获得，我还是会从事自己的这些研究。”而谈到学科未来的发展，他却充满激情：“公共管理学科是一个交叉学科，是直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的。30年来我们国家获得了高速发展，大专学历以上人口从1982年的620万到今天超过了7000万，但是其中受过公共管理学专业培养的比例相当少，即使在七八百万公务员中比例也非常低，学科发展的需求很大。而今天，我们完全拥有了在更高起点发展这一新兴学科的物质和知识田间，管理学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胡鞍钢告诉记者，他把这次获奖看成对自己的一种激励，以鞭策自己做更加出色的研究，“同时也要为培养下一代做出自己的努力”。

研究中国的国情问题太诱惑人了

       作为知名学者、中央政府的高层智囊，胡鞍钢一直都在高速运转。在打电话约访时，他的助理不是说他要去参加会议，就是说他在讲课，最后只能安排一个备课的间隙接受采访。而采访一结束，他又匆匆赶往清华准备为学生上下一堂课。尽管这位不是一般“忙”的学者，言谈甚健，热情洋溢，说到激动之处还经常配合其特有的手势，但很多人都清楚长年累月的工作操劳，给胡鞍钢的健康状况留下了很多“隐患”。

       1987年，中科院学部委员马世骏代表中国科学界参加“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会议归来的第二天就找到了胡鞍钢，谈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把会议的英文报告交给胡鞍钢研究。年轻的胡博士深受启发，并迅速消化吸收了这种新的发展观念。1988年，胡鞍钢最为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书中针对中国当时流行的“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前瞻性地提出来中国绝不能走西方发展“高消费，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模式的道路，一定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走一条“适度消费，较高的人民生活质量和人类发展水平”的新道路，把“保证生存和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20年以后的今天，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入人心，被贯彻落实到国家的各项决策和建设中去。

       虽然是国内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学者之一，但胡鞍钢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胡鞍钢的腰上一直别着胰岛素泵，这意味着每时每刻都要打针，如果不这样，他根本无法工作。因为健康的缘故，他还经常住院治疗。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胡鞍钢十分清楚，“我也提醒自己要注意”，但是，他从没想过因此而放松自己的学术研究努力。一方面，这缘于他的奉献精神。在同事中间，他就常常说起毛泽东同志的名言：“人还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但另一个内心深处的原因则更加重要。“十多年以前，就有人劝我说：‘鞍钢，你别写了，你的成果已经够分量了，要当心自己的身体’。但是，我停不下来”，胡鞍钢笑着说道，“因为，我觉得中国太诱惑人了，不管是它发展的前景，还是它发展的挑战，都让我不能甘心于不研究它。所以，我也有一份热情和激情去持续国情研究。每当我写成一篇国情报告，或者写成了一本书，我都会有一种满足感，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公共知识。”

       1969年，16岁的胡鞍钢与北京的十万青年大军一起到北大荒插队，这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对胡鞍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让胡鞍钢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几亿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文化之落后。从此，为什么农村一穷二白和如何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两个问题就深深困扰着胡鞍钢，并让他不断思考。考上大学以后，胡鞍钢依然没有忘记这个深藏在心中的问题，并且逐渐发现了国情研究这个解读问题的全新角度。因此，他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而在做博士论文时，胡鞍钢毅然选择了一个与所读专业几乎没有多少关系的课题——《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系统分析和人口控制对策研究》。“当时我也有思想准备，可能因为学科限制拿不到博士学位。但是我想，我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研究国情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没想到经过小组的评价，给了我一个优秀博士论文。”至此，胡鞍钢正式踏上了国情研究这一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领域，巨大的兴趣推动和艰苦生活培养的钢铁意志让他的研究成绩一发不可收拾。

       1994年，胡鞍钢等发表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提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引起全国政界、学界关注，为国家区域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依据。1998年2月胡鞍钢发表了题为《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的国情报告，之后，又提出了中国应当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观点，对党中央确定“就业民生之本”的基本国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持续将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框架引入到对人口发展、地区关系、就业与民生、自然与发展关系等等中国改革中难点问题的研究中去，已出版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系列中外文专著40余部，仅2000-2007年间其主要论著被SSCI/CSSCI收录引用1933篇次，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位居前三。

       谈到未来的研究方向，胡鞍钢表示，未来最值得研究，也是最难研究的可能是中国的自然国情，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怎么样拉大的，为什么还是没有缩小”。他认为，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常常是滞后的，这种滞后性必然表现为先掠夺自然，而后又受到自然的惩罚。“今年前6个月就我国就发生了两次巨灾，虽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也反映出自然界的确是在变化的，”胡鞍钢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谈及他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初，胡乔木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说应该尊重价值规律，也就是经济规律。但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如何尊重自然规律。我想在下一个三十年，我们的确要好好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胡鞍钢指出，在未来的30年里，对中国而言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缩小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如何从生态赤字转向生态盈余，从生态破坏转向生态建设，从生态掠夺式转向生态友好型将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特别是今天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繁，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有的生态问题还在继续发展。这四个方面的挑战，将是今后我们做国情研究的重要方面。”

       已经深谙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道的胡鞍钢，把他的为民请命和为国谋策比作“客户至上”的原则。他对记者说：“学生是我们的客户，学术界是我们的客户，人民是我们的客户，国家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所作的研究一定要尽可能好，对这些客户负责。”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举足轻重，为此胡鞍钢在他的“客户”名单中，也把世界加了上去，“今天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的发展状况，也希望能够准确的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来说也是意义巨大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将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尽管在原创理论上要处于国际领先难度很大，但是在诸如国情研究等关于中国的应用研究领域中一定能走在世界前列。

       与改革相伴，与开放同行，作过农民、工人、学生、学者的胡鞍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有着比常人更深的体会，他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管理学科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滞后于整个中国人民的实践，还不能完全回答我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在他看来，去不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一个人只有对社会的正外部性越大，成功地概率才能越高”，胡鞍钢的话掷地有声，“一个知识分子，一名学者要有更高的理想何追求，淡泊名利，不要总是思考索取，而要多思考他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怎样的回报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