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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章：老骥未伏枥 风范照后人

眼前的夏书章，一头银发，腰板挺直，笑声朗朗。已是耄耋之龄的他，住在中山大学一处不大的老居民楼里，屋里最显眼的装饰品就是一摞摞书。

纵观世间，不乏近百岁高龄者，但如此高龄而仍在读书、思考、写作者却很少。作为学界泰斗，桃李满天下的夏书章本可以激流勇退、静享天伦，但他仍笔耕不辍，工作激情不减。

“做学问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与不足，不断地读书、充电和加油。我从来不同意‘人到中年万事休’这类说法，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2016年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夏书章说。

古稀之年焕发学术青春的“中国MPA之父”

走近夏书章宛若走近一座学术上的高峰。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作为行政学家的夏书章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中国行政学从重建到飞速发展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有他的功劳。

1919年，夏书章出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夕。父亲早逝，饱受贫穷、战争的他在中学期间夏书章曾两度辍学，但依然坚持读书，后以同等程度考入南京第一中学，最后又如愿考上“国立中央大学”。

从年轻时起，夏书章就深信“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周恩来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是最佳诠释者之一。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部分学子投身数理化和经济学，而深受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文化影响的夏书章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治学。他认为，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在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中，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科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行政管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范围最广、最具权威性的管理，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大学毕业后，夏书章赴哈佛求学，成为最早在国外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彼时，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夏书章毅然回国，立志为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国后，夏书章先在江苏的一所高校短暂执教，很快又受到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星的邀请，于1947年成为中山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主讲行政学、行政法和市政学等课程。到了1952年，全国开始了院校大调整，政治学、社会学等系全部停办，中山大学的政治学系也被撤销，夏书章转而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呼吁，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他所学的专业知识，才重新有了用武之地。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得学术界群情振奋，我当时已经年逾花甲，但也和政治学界的一些老同志一样，顿时焕发了青春。”直到现在谈起行政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夏书章仍然容光焕发。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它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开启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新篇章，也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

重建停滞了三十多年的学科并非易事，夏书章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人才，没有教师，甚至连像样的教材都没有。“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开办全国师资培训班，培训一批能够担任起高校行政学教学任务的老师。”夏书章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积极组织学术队伍，《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就在此时创刊。1985年，夏书章等人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科书。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也于1988年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科至此初具规模。

60岁开始投身学科重建，夏书章从未停下忙碌的脚步。他说：“我当年学的东西，现在内容有很大转变，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老一套已跟不上时代。中国的行政学大有可为。”

1999年，夏书章在国内首次倡导引进MPA。在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从2008年开始，国内24 所重点高校正式开设MPA 学位教育。至今，全国已有100多所院校拥有MPA学位授予点。MPA 教育在我国的逐步开展，对我国的高等行政管理教育和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夏书章也被学界尊称为“中国MPA之父”。

在早已奠定地位的学科领域上，夏书章笔耕不辍。就在今年，97岁高龄的他出版了耗时两年写就的最新著作《论实干兴邦》。夏书章很少使用电脑，他的作品都出自一笔一画的手写。

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夏书章在90岁时曾以一首“抒怀诗”表达心中所思。“生不逢时老逢时，耄耋欣幸历盛世。”夏书章的学生、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朱正威感慨道：“由于种种历史因素，夏老真正的学术青春和学术繁荣期是从65岁乃至70岁以后才展开的，夏老主要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著，都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时间对夏老是有些残酷的。我相信如果夏老身体继续这么健康，他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如果我们这些人能够更多地更长地跟夏老学习，我们会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事业，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会有更多的贡献，这支队伍的发展也会更加出色。”

年近百岁仍执教鞭 尽心教书倾情育人

怀着对政治学的热爱，大半个世纪以来，夏书章从未放下过教鞭。如今的他即便不再承担给本科生、硕士生上课的教学任务，仍坚持在家中给博士开题、授课。他还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发言，经常到学校与学生们交流。每年中山大学的学位授予仪式上，他双手擎5公斤重的权杖庄严入场，场景令人动容。

夏书章的同事、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肖滨对此钦佩不已：“夏老最近反复提出要给本科生上课，但是中大的本科生都在另一个校区，对于高龄的他很是不便，我们就建议可以给同学开个讲座。夏老仍深觉不足。”

朱正威成为夏书章的弟子时已经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了，对于夏老的孺慕之情使他决定攻读博士学位。他认为，夏书章完美诠释了人类社会对一名教师的期望。

夏书章对时间的把控非常严格和精准。他给学生上课，经常下课铃一响，课刚好讲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夏老从不迟到”，他对学生也是这么要求的。朱正威对于这一点感触颇深，“我有次跟夏老一起参加学院博士论文的答辩，因为临时有事耽搁了一些时间，当我进入答辩室的时候答辩正好开始。夏老很严肃地跟我说‘你迟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准时到就是迟到，因为夏老的手表永远是拨快五分钟的。”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深刻地影响着夏书章身边的每一个人。

回忆起跟着夏书章学习的时光，朱正威十分怀念：“我跟夏老认识很久了，自从我成为他学生以后，他就明确我们之间要有规矩。但是，当我获得博士学位时，已经90高龄的夏老激动地喝了三杯白酒。我深深感到他是把我们当成孩子去关心和严格要求的。”

夏书章不仅将关爱赋予自己的学生，也尽可能地帮助中国行政学界的后辈。每当有青年学者有文章请他审查、作序，他从不推辞，总是一字一句在格子纸上写下他的寄语。

除了传授知识，让学生印象更深的是夏书章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每天都要阅读多份报纸，了解国家大事，阅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的最新学说，他对新讯息的接收完全不逊于年轻人。学生们表示，每次见夏老都需要提前做好“功课”，否则很容易就被问住了。

夏书章言传身教的治学精神也深刻影响着朱正威：“我现在也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不去简单的对理论进行阐释，而是把学到的东西更多的用到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关切问题上。”

杨泽生本科时师从朱正威，攻读硕士学位时来到中山大学，导师是肖滨。作为夏老“弟子的弟子”，杨泽生表示：“夏老给我们年轻一辈学生留下诸多宝贵财富。他一直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要坚持做中国研究，一定要从小问题着手，不断坚持，不言放弃，力争让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在我们年轻一辈人手中有新的发展。”

长寿的“秘诀”：生活有趣 内心有根    

夏书章很少说起自己的学术成就，却一再介绍自己的长寿“秘诀”：千万不要忘记生活的乐趣。

有学生问，什么是“趣”？他说，“趣”就是要“笑”，跟着便哈哈大笑起来。夏书章爱笑，而且大笑，这种笑声极易感染周围的人。上门拜访的学生说：“每次到夏老家坐一会，跟他聊一会，心情都会好很多，夏老总是给人带来阳光。” 夏老也经常教育学生， 要有趣地面对生活难题，别一碰到困难就愁眉苦脸，好像到了绝境。

在小儿子夏纪康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在家人面前流露过不快的情绪，再普通的家长里短在父亲那里也充满趣味。夏书章一生俭朴，卫生纸用完了但是纸筒却舍不得扔掉。累积到一定的数量以后，他就和孙子一起搭积木，一老一少玩得不亦乐乎。

夏纪康用“严”与“乐”两字描绘父亲。“严就是严格、严谨，比如对时间的要求、对书稿的要求都非常严。乐就是兴趣广泛，享受生活。”夏书章年轻时，二胡、笛子、网球、京剧等样样精通，去美国留学还不忘带上心爱的网球拍。一家人经常在饭后举办“联欢会”，夏书章经常为家人演奏乐器、哼唱京剧。

夏纪康说，父亲有一套心爱的笛子，共七根，在搬家的时候丢了，到现在仍念念不忘。“我问他，你都90多了，就算找到了还吹吗？他笑嘻嘻地说，找到了我就吹啊。”

夏书章的妻子汪淑钧为他总结了十二字“长寿秘诀”：作息有序，饮食有度，生活有趣。而他的学生又送了他四个字“内心有根”。这“根”首先是对学术的忠贞，对工作的热爱，而这热爱背后是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改革开放后，哈佛大学曾经邀请夏书章去美国，但是他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信心。这热爱也渗透到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他在校园散步时，看到有孩子踩到路边的花朵，就把对方叫住说：“花朵流眼泪了，你看到没有？”。孩子疑惑道：“花怎么会流眼泪呢？”他说：“有人在你身上踩一脚会不会痛？” “会痛的。” “那你现在踩了花花会不会痛？” “会痛。我以后再也不踩了。”

夏书章诞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他在一生中经历过战争、动荡，也见证了复兴和繁荣。世界在他眼中风云变幻，他却依然不忘初心。他留给后辈的不仅仅是丰硕的学术果实，更重要的是对现实中国问题的深切思考，对国家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文／徐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