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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洛：高屋建瓴的管理工程大师

“在六十年的奋斗生涯中，我深刻体会到管理乃治国之道。”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我国系统管理学科的奠基人、卓著的管理工程教育家汪应洛在采访中不断提起的一句话。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自毕业的那一刻起，汪应洛的人生便和管理工程教育紧紧连在一起。经过六十年的努力，管理学科从刚开始的“公众不认识，社会不承认，政府不支持”，到现在成为中国十二大学科门类之一。对于自己在其中的贡献，汪应洛并不常提及。他的愿望很朴实：“人生如画卷，我只与教学科研相伴。”2015年，汪应洛获得了“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

六十年如一日、不断奉献的学科开拓者

汪应洛的童年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度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幼年的汪应洛深感国家强大的重要。工业救国的思想深深地在汪应洛的心中扎根，“工业强则国家强”的观念也促使汪应洛在1949年考取大学后选择了工业工程作为自己的学习方向，后来又因为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院系调整，于机械工程系毕业。

1952年正值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建设非常需要人才，汪应洛作为建国后第一批大学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攻读“企业组织与计划”专业研究生。由于师从苏联专家，第一年必须学会俄语，第二年能达到与苏联专家无障碍交流，最后以俄文论文评定毕业成绩。在哈工大的学习课程紧、任务重，但是汪应洛抱着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系统地完成了学业，也成为了那一届被选拔的学员里唯一顺利毕业的学生。而读研期间，他写出中国第一本管理教育的书《企业组织与计划》。1955年毕业后，汪应洛回到上海交通大学执教，投身管理工程教育事业。

1958年，汪应洛再次响应国家“支援西部、在西北建功立业”的号召，举家西迁，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虽然期间有多次调任国家部委或者回沪任教的机会，但是他始终扎根西北，一待就是几十年。汪应洛说：“这是一种使命，也是我对管理教育事业的热爱。”

60余年里，汪应洛一直扎根中国的管理工程教育和研究领域，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先后主持和参加了10余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与应用、战略管理、先进制造模式与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具有创造性的成果和显著的应用效果。由汪应洛主编并分别于1982年、1986年和1992年出版的《系统工程导论》、《系统工程》和《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与应用》，均成为高校广泛采用的教材。此外，在汪应洛的推动下，国内双学位和MBA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教育模式发端。

百折不挠的态度、严谨审慎的作风、甘于奉献的精神让汪应洛脱颖而出，成为我国管理工程学、系统工程学和工业工程学的学科带头人。他为我国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学科的发展及相互融合做出大量系统的、开创性的工作，并将其理论与方法综合应用于工程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之中。

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学科带头人

中国管理学科的初创时期，汪应洛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工作。1958年后，经过几次学术转向，管理学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观点已经成为当时主流意见，整个管理学科也按照这种思路健康发展。但是“文革”十年，一切学科停摆。1978之后，因为钱学森同志对系统工程的重视，国家在上海机械学院成立了系统工程研修班，点名请汪应洛协助办学。在办学过程中，中国的管理学科与麻省理工、哈佛等美国知名学府建立了联系，国际交流的加强让当时的学者们对美国的管理教育认识加深，对于管理学的发展影响深刻。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快，钱学森同志再次提出中国要发展管理学科，汪应洛被委任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工程学科组副组长。管理工程学科成立后，首次招收研究生。由于当时工科的管理和文科的管理地位不同，复旦大学的郑绍镰老师希望通过复旦运筹学的优势地位将文理工的管理学科结合，这一想法得到了汪应洛的赞同。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学位委员会的认可。从此，管理学不再是一门边缘学科，而成为十二大学科门类之一。“这是管理学科建设发展历史上一次很大的飞跃！”汪应洛说道。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苏秦感慨：“在管理工程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汪老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4年，汪应洛就积极促成我国第一批管理学院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管理学科发展的平台保障。不久，汪应洛又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管理工程学科评议组，任首届组长，连任召集人至2003年初。为了推动学科发展，汪应洛帮助一批学校加强学科建设、建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点。正如汪应洛相濡以沫60余年的妻子张娴如女士所说：“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对待同行、兄弟院校和学生，都是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也正是因为这份无私，现在我们一有困难，就有许多学生愿意帮忙，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充满了爱！”

1994年，汪应洛在北京开会期间突发脑溢血，虽经及时抢救，但是仍然留下了后遗症。但是汪应洛从来不抱怨，甚至安慰妻子说这病是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发作，因为“如果在家里或者在下一次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都没有北京这么好的医疗资源”。为了能够尽快重返工作岗位，汪应洛主动加强康复力度，终于在数月后回到西安，回到了他牵挂的工作岗位。而2001年，汪应洛被确诊为结肠癌，但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汪应洛再次战胜了病魔。大病之后，汪应洛依然坚持每天上班，和学生们讨论学术问题。他的博士生、院士助理吕绚丽称汪老师的工作模式是“白加黑，五加二”。吕绚丽谈到，尽管经历了两次健康红灯，汪老师的出差强度依然很高，一年至少有一百多天在外出差，但只要学生有问题请教，即便是在周末或假期，汪老师依然会热情接待，认真答疑。

艰苦创业、精勤育人的筑梦大师

上世纪80年代系统工程刚刚兴起，汪应洛不仅密切关注、深入研究、积极推广，而且将之和管理相联系，发展我国系统工程管理理论。面对我国工程建设的巨大需求，汪应洛致力于将工程与管理紧密结合，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进行工程论证、发展规划、战略决策等方面的研究，核心是用系统工程整体优化的思想解决重大工程与战略决策问题。

汪应洛坚持工程实践是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在承担三峡工程综合评价和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的实践中，凝练出丰富的工程管理理论体系。

三峡工程的实践推动了系统工程的理论发展。1982年，受国家科委、水利部和能源部的委托，汪应洛作为专家组成员，主要工作是通过系统工程的方法为三峡工程做决策支持方面的论证。比如当时引起激烈讨论的坝高问题，看上去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电力部门认为坝高可以多发电；地方政府则担心坝高淹没良田后的移民问题。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确保经济效益，就是汪应洛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调查汇总各方意见后，汪应洛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建立模型，经过计算，综合研究发电、移民、航运、防洪等因素，拿出了最优化建议方案：坝高185米、蓄水高175米。这套方案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最后成为了实际采用的方案。这让汪应洛深切感受到系统工程是一门有实际作用的学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系统工程学科的应用远不止于此，在三峡工程的投资估算中，系统工程也承担了重要的作用。“文革”结束不久，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国力能不能支持这样一个大型项目，争论很多。汪应洛根据中国国情，参考当时美国的工程投入进行思考，另辟蹊径，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建立模型，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根据每年工程差异的具体情况，算了一笔账，优化计算和综合权衡的结果表明，三峡工程投资是国力可以承受的。而水库建成后，清洁能源剧增，水利运输条件大大改善，洪灾次数大大减少。这“一加一减”，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管理学科在实践中的运用，愈加坚定了汪应洛对管理学科的信心，也坚定了汪应洛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决心，他同时意识到，人才的培养也要在实践中进行。他极力推荐学生到国内外知名研究中心，广泛接触专家，增强实践能力，培养了一大批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学术骨干和管理人才。2010年， 汪应洛更是设立“汪应洛青年学子奖学金”，旨在鼓励在学习和科研中取得优异成绩、有创新进取精神、并有志为中国管理工程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35岁以下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

放眼全球、锐意创新的学界楷模

在任何一个领域，总有一些大师，拨开历史发展的迷雾，为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汪应洛就是这样一位高屋建瓴的智慧学者。

汪应洛深刻地意识到，当下管理学科的发展环境已和从前大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学者可以了解很多国际上先进的理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目标。”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冯耕中感叹：“汪老师能看到不仅是中国的，还有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

在汪应洛看来，中国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已经跟国际接轨了。而管理学作为一门治国之道，其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不管国家还是公司，现在对战略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加强，没有一个好的战略，国家就不会健康发展，企业也无法很好的适应市场。”

在此基础上，汪应洛创造性地提出了“服务型制造”，即“基于制造的服务”和“面向服务的制造”，是“基于生产的产品经济”和“基于消费的服务经济”的融合，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是一种新的制造模式。汪应洛认为，制造业目前陷入困境，是结构出现了问题，如果企业能在这方面有所改善，就可以走出困境。汪应洛带领的课题组已经通过在陕西某压缩机厂的试点成功地实践了这个理论:从产值一项看，该厂已经从10年前三五个亿的小厂，摇身一变成为了产值80个亿的行业领军者，真正尝到了服务型制造的甜头。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伟对老师汪应洛最深的印象。“汪老师从2009年开始关注的大数据，当时还有人觉得是走偏了方向，但是这两年大数据得到很多的关注。其实大数据是跨学科的，它融合了管理学科、数理学科、信息学科等，汪老师对待事物的独特见解，都是我们晚辈特别敬佩的地方。”汪应洛认为，大数据对管理学科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机遇，因为“数据越大，就越要管理，大海捞针，数据挖掘和数据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大数据驱动下，管理学在加强决策创新、管理创新上大有用武之地。正是在汪应洛的指导下，西安交大管理学院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经过两年的对话交流，于2012年合作成立了大数据研究中心。

汪应洛的学术助理、现任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郭菊娥表示，他总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前瞻意识，永远对工作充满热情，甘于奉献。“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汪应洛随即提出几大课题。其中，一带一路能源通道的建设和科教文先行的思路，一经提出就被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关注，成为国家制定方针的参考依据。汪应洛认为，仅仅依靠产品走出国门是不够的，要把服务带出去。能源通道就是通过工程建设带动能源、物流、装备“走出去”，中国工程、中国制造双轮驱动，同时靠信息化支撑平台建立，现代服务业融合，打好“组合拳”；科教文先行，则是文化传播，教育扶持，科学引领，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西安交大已在今年5月正式发起成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UANSR），并在UANSR框架指导下，成立了“‘一带一路’大学管理学院子联盟”，致力于推动盟内学院之间在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文化沟通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友好合作，共建教育合作平台，推进区域开放发展，为“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管理人才，服务“新丝绸之路”沿线及欧亚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友谊。

汪应洛始终认为，管理学是一门需要社会责任感的学科，管理学界在获得社会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利好的同时，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管理学需要人才，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对于已经走在管理学道路上的年轻学者，汪应洛寄予了这样的希望：管理学者们要有战略眼光、创新意识，同时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

文/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