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 1931年出生
清华大学教授，经济与管理学家
（一）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创建
率先倡导并开展技术创新研究，承担了多个技术创新重要研究项目，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技术创新理论”。完成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和典型企业调查，建立了企业技术创新数据库和分析系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创新植入增长、技术创新过程机制、技术创新扩散、技术创新测度等技术创新理论的核心问题；被认为填补了中国技术创新理论的空白，形成了中国技术创新理论体系。出版了技术创新的系列专著，发表相关论文120余篇。研究成果不仅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国家技术创新政策制定、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设备更新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创建
他是我国设备更新理论研究最著名的学者。在国内率先进行设备更新的研究，建立了设备更新的理论，形成了设备更新分析的完整方法体系。这一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设备管理思路，为企业在技术进步基础上进行生产过程创新提供物质支撑，研究结论为建立我国设备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企业设备维修、改造、更新决策提供了决策方法。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企业如何更好的管理设备？创新对于一个企业的意义有多大，又是如何通过有效的统筹帮助企业提高效率的？这些都是技术经济和创新管理所要回答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经济洪流，包括创新管理在内的技术经济与管理学科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不但在学术领域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而且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切实的推动作用。而提到这个学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傅家骥。
“做学问要顶天立地。”这是傅家骥常对弟子们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对于这句话的含义，傅家骥的弟子、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雷家驌这样阐释到：“在硬科学领域，顶天就是要做尖端的东西，要做前沿的东西，立地就是要做国民经济部门最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在人文科学领域，顶天是要做整个国家和民族关心和亟待解决的事情，立地是要研究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和本学科最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傅家骥的学术人生始于1955年，彼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建设急迫需要掌握核心技术和经济学知识的人才。故而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的傅家骥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经济专业高校进修班学习，1957年被选派到苏联学习，成为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研究生，1961毕业获副博士学位。
傅家骥学习一贯刻苦，勤奋与创新的精神在研究生期间得到充分体现和锤炼，他一方面瞄准当时有关设备的现金理论，另一方面思考这些知识如何能够为国民经济做出切实的贡献。他在莫斯科的学位论文是关于机床改造的问题，为了论证清楚这个选题，傅家骥利用暑假期间调研了苏联主要机床厂和汽车厂，和当时许多同学回国调研获取学位论文研究资料不同，他认为既然国家提供了出国留学的宝贵机会，就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了解外国情况，以便回国后为自己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借鉴。由于他的论文资料丰富翔实，富有创新，得到导师和评委的高度评价。留苏毕业后，即将回国之际，傅家骥把平时节约的经费全部用来购买书籍，回国带回两大箱外文书，以备继续深入研究之用。这些珍贵的资料也成为当时信息闭塞、科技落后的中国研究技术经济的第一批文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还不理解“技术创新”概念的情况下，傅家骥率先倡导并开展技术创新研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第一个技术创新研究项目，随后，与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建议并申请获取“八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中国技术创新研究”，并承担第一子课题“中国技术创新理论研究”。该项研究完成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和典型企业调查，深入地研究了创新与高质量经济增长、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机制、技术创新扩散、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等技术创新理论的核心问题；初步构建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技术创新理论体系。
“傅老师一生中两大学术贡献之一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做了大量的关于企业技术管理的研究工作，因为当时中国关于企业的研究是一个空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非常繁荣的一个管理学的研究氛围。傅老师不懂英文，但是在87年前后，有学者将创新额概念引入到中国，他即率先开展了关于创新管理的研究，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傅老师对学术的感知，超前的思维是领先当年的同行的，这也是他个人魅力的一个方面。”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傅家骥的弟子柳卸林教授这样评价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
傅家骥在彼时的研究成果不仅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国家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国家经贸委认为，其之研究成果“对于国家创新工程的实施起到了直接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还将进一步产生深远影响”；国家科技部认为，其之研究成果“不仅对于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推动技术创新，而且对于制定有关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傅老师在创新研究上的学术贡献，第一就是对于创新的激励机制的研究，他提出创新的激励最为重要的是产权激励，是政府对于企业有差别的引导和扶持；第二是关于创新的过程管理的研究，他特别强调创新过程的分解、细化及创新过程管理中特别需要注意节点和界面问题；第三是关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他比较早的关注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创新的活跃，以及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提高；第四是关于创新的测度的研究，以往国内外同行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借助统计数据来分析和评价宏观层面的创新绩效，而傅老师领导着大家从微观层面和创新流程的层面来研究创新绩效。更为重要的是，傅老师带领我们做的研究对实际部门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和影响，诸如给国家经贸委、科技部的相关建议。傅老师很注意学术成果是否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傅老师常说的‘做学问要顶天立地’的口头禅影响了我们这一群人，而今我们也常常用这句话来引导自己的学生。”雷家驌这样说道。
“技术经济与管理”学科是技术与经济管理交叉的学科，是中国特有的、发展中的学科。傅家骥是国内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作为该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推动者，他始终把握着学科发展的方向，不断开拓技术经济学科的前沿研究领域。他在20世纪70—80年代重点建立和发展以技术经济评价为主要内容的学科体系，为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到80年代中后期创造性地将技术创新融入技术经济学科，大大拓展了学科领域，引领我国技术经济学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扩展了学科发展空间，把学科研究广度和深度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但是一个学科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也非一人之力，它需要实践的考验和一群高素质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汇集成的专业队伍。然而这在70—80年代的中国确是一件难事，首先面临的是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成立必要性的问题，在筹备建立“技术经济与管理”这一学科之前，傅家骥所主持的关于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价值工程等方面的创造性研究即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技术经济理论，他提出了技术改造四大理论基础，即技术进步原理、产业结构优化原理、增量带动存量原理、经济效益原理；提出了技术改造项目经济评价方法。1987年国家经委组织对于该研究成果的鉴定意见为“把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高层次，对技术改造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技术的选择和经济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具有创见，研究成果对我国技术选择和引进工作很有价值。提出的技术改造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体系完整、方法先进，代表技术改造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新水平，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这肯定了该学科建立的现实意义，并对学科内已做出的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技术经济学科的实践意义还通过相关理论成果的应用而得到了佐证：傅家骥及其团队最早在国内进行价值工程的研究，把复杂产品设计的功能分析与成本降低相结合，为进行大型复杂产品的设计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并出版了专著；帮助云南三机厂（Z3125钻床）、沈阳水泵厂（10J801深水泵）等多家企业实施价值工程，进行产品设计中的成本控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推动了价值工程在国内的应用。
建立新学科的第二个困难是学者队伍的建设，在当时“技术经济”是个新生词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这意味着若想真正形成一支专业素养过硬并且能够驾驭新学科的学者队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培养。以傅家骥为学科带头人和负责人的清华大学技术经济学科点创立于1979年，当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生，1985年获得批准为只能各国最早的技术经济博士点。傅家骥一共培养了38位博士生，这38位博士生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为国内技术经济领域的翘楚。柳卸林回忆到：“当时傅老师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了一个重大课题，形成了庞大的学术队伍，傅老师有他的人格魅力，我觉得那是老一代学者的魅力，也就是说他能够团结一批人，围绕一个重要的国家课题做工作。他有好几位非常得力的助手，他当时的团队在我们清华经管学院是最强大的。傅老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带领着一个学术团队在做，他开创了创新管理这个学科并且让这个学科发扬光大。”
傅家骥鼓励学生放手研究，“只要学生自己有想法，傅老师都会鼓励我们继续研究下去，所以，像我后来研究技术创新产权，雷家骕老师研究的企业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都是根植于技术经济学的土壤。”北京科技大学杨武教授这样说到。而傅家骥对于当初弟子们各自研究方向的鼓励和支持也促进了技术经济这个学科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课题的深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扎根于技术经济学土壤却蓬勃出不同枝干的研究方向共同繁茂了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也使得这个学科在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健康良性地发展下去。
从1994年到1998年师从傅家骥读博士的杨武感慨到：“傅老师作为我们老师对于我的学术和整个治学过程，确实影响非常大，因为傅老师一共带了38个博士，作为这38个博士中的一个，我深深感觉到傅老师带博士是从学术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为傅老师带学生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教导我们做研究要高起点，二、要入主流；三，要有特色。傅老师在博士生的培养中始终贯穿着这种思想，那么高起点就是一定要纵览世界学科研究的前沿，这对于我们做技术创新研究的非常重要，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傅老师要求我要读国际前沿文献100篇以上，我那时候读了186篇，直到今天，我还保留了这些论文，经常教导我的学生，也要有这种做研究的态度。第二个叫入主流，一定要研究中国当前的热点问题和困难问题，傅老师做的研究和指导我们做的论文都是当时国际上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所谓有特色，就是说不但要有清华的特色，还要有中国的特色。现在国内不少学术研究是国外的舶来品，抄袭了国外不少经验和思想。傅老师对于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赞同的。他认为，我们的研究一定要和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有关系，要有国情特色。这三个方面让我们找到一种很好的学科方法和治学态度。”
傅家骥老师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补充道：“如果说傅老师对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如何研究和学习。比如说怎么去发现科学问题，从国家的需求去选择，第二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能够非常严谨的论证，然后怎么得出科学的结论。我的博士论文，傅老师指导的时候前后帮我改了七遍，现在很少有老师这么给学生改论文的，从改框架结构到提出问题，研究方法，最后是文字的问题，前后七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教会了我怎么做研究，怎么去学习，这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正是由于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使得傅家骥的弟子中翘楚众多。除了38位博士生外，他还急企业之所急，在上世纪80年代，推动了为中国建设银行培养50名硕士生的事情。如今，这些当初师从傅家骥的硕博学子，不少已成为一些行业的骨干人员。
作为一个学者，傅家骥用一个知识分子的方式践行着“顶天立地做研究”的信条；作为一个教授，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带出了了清华大学的技术经济学科。正如学生们所总结的：傅老师一旦看准一个方向，即把目光聚焦到一个细分的领域，集中全部心思和力量，努力做好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力图为学生和后人留下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引导学生有所造诣，是他最为乐见的。”
文/刘胜男
